胡温政府时期，不论是美国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曾经提出过“G2”的概念，就是所谓中美共治。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构想，恐怕对世界而言都是一个福音——因为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所以就要不断的打仗、不断的死人。

        2018年12月7日上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魏加宁出席了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论坛。魏教授在嘉宾发言时表示，赞同鞠建东教授强调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货币方面，东亚除了人民币之外还可以参考“华元构想”或“亚元构想”；同时他认为，中国和美国既不能打冷战更不能打热战，只能合作。

        以下为魏加宁教授回答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根据刚才听了鞠老师讲的ABC三个均衡，刚才几位嘉宾也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现在选择哪个方案的权利可能不在中国手里面，那么 20世纪当时美国不想做头，但是最后逼到他最后做了一个领导人。但是当时的一战时的美国总统是学者，二战之后的总统是个政客，现在的特朗普是个商人，他就要美国第一。他可能希望美国第一的情况下他不考虑全球的发展，让其他国家给美国打工。这样怎么来解决现在的中美贸易的矛盾？我很赞同刚才魏老师讲的比如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双治的格局，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促成呢？

        魏加宁：我补充一点，除了美国它本身不是铁板一块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它是一个双方互动的博弈过程。刚才我前面讲了，上届政府的时候，美国学者也好，美国官员也好，都提出过“G2”（中美共治）的概念，但是我们没有接手，原来以为我们可能出于谦虚，觉得不好去接这个盘。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好像是要另起炉灶了，这样的话，你想想对方会怎么想？

        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镜像心理效应”，就是说当B把A视作敌人，那么你的言谈话语中就会不知不觉流露出来。那么A早晚都会有所察觉，察觉出来以后就会有所反应。于是，互动博弈的结果，最后A就真的成了B的敌人。

        我记得在“庄园会谈”前，我曾经参加过中联部牵头的一个中美智库专家的对话会，探讨两国首脑会谈应当谈什么？有的人说应当谈朝鲜问题，有的人说应当谈南海问题，等等。因为参加那个座谈会的只有我一个是学经济的，我就提出建议，说中美两国首脑应当谈改革的问题，中美双方应当形成一种改革的共识，就像80年代那样，不仅有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的改革，里根总统领导的美国的改革，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的改革，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的改革，中曾根领导的日本的改革——由于8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有一种共识，大家都来推改革，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世界经济大繁荣。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方代表团团长的高度认可。

        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就是中美双方要促进改革共识的形成。不仅要让中国人民明白，靠打贸易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依靠改革；同样也应当让美国人民明白，靠打贸易战也解决不了你美国的问题，也要靠改革。

        这个改革，不光是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改革，也包括国际组织的改革。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WTO改革，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光盯着WTO去谈WTO改革。中美两国如果能够达成改革共识的话，就可以共同推进国际组织的改革。比如说在WTO改革方面，中国让一步，配合美国推进改革；而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方面，美国也配合中国来适当增加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当然，前提是我们是要合作，而不是要对抗，不是要挑战人家，不是要摆出跟人家打仗的架式。

        像我们互联网上，整天宣传什么，这个导弹能够打到华盛顿，那个导弹能够打到纽约去，你整天宣传这些，美国人能不害怕吗？

        再比如，刚才我说过，我们在2002年曾经做过《和平崛起》的课题，这个课题是2003年向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做的汇报。后来我发现，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去认真落实。如果作为国家战略那我们的各种宣传都应该是一致的，就像一个企业的品牌一样。比如说和平崛起，我们到国外去建孔子学院，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但是你去看孔子学院后来去教什么？不是教儒家文化，而是去教少林拳，给人家形成的印象就是：“中国功夫”，中国人就是好打、好斗——这说明你的品牌设计、形象设计都不一致。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自己先想明白根本的战略问题，所有的战术、宣传都应该按照我们的总体战略去设计，去实施，而不能总是自己出了问题先去到别人身上找原因。（原题《魏加宁 ：冷战热战均不可取，中美应以合作为主》，来源：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