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历史的教训如此深刻，不论是传统的霸权大国还是新崛起的大国都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在历史的教训面前，大家是一律平等的，每一个国家都逃不脱历史的警示。
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兴衰，是最近人们常提到的问题，而最先提出这个说法的是美国哈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埃里森，其内容则是古希腊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强调的新崛起的大国会挑战传统的大国，从而引发传统大国的恐惧，由此导致战争。前些日子我写过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与大国兴衰的文章，对这个题目已有比较深入的论述，这里就不在这个方向上展开，本文要说的主题是，为什么埃里森热衷于谈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为什么埃里森谈修昔底德陷阱的书一经出版就大为热卖并走红江湖。甚至本人也忍不住在这个选题的名目下做起了文章。
当然在作以前的文章时本人还是就选题本身进行思考并立论的，对作者为什么热衷于这个话题并没有做深入的思考。大不了和大家一样认为埃里森是鉴于目前中国强势崛起和美国已产生了比较大的冲突，研究这个论题目的是借鉴历史，防止中美之间发生更大的冲突。但近来，我发现埃里森这么热衷谈论这个论题是因为这个论题天生具有的借鉴意义是单方面的，更明确地说是失败一方的。修昔底德曾说，斯巴达和雅典的冲突是雅典的崛起使霸主斯巴达恐惧，导致冲突的责任修昔底德没有明确说出，但意思是明确的，就是雅典崛起造成斯巴达恐惧，而不是斯巴达恐惧造成雅典崛起，责任方在雅典，在新崛起的一方，因为新崛起的一方强硬挑战传统大国是战略，是可以修订的，而传统大国的恐惧则是人性，是不可以修订的，不可以抗拒的。而且，结局则是传统大国出于不可修订，不可抗拒的人性成功击败了新崛起的大国出于人为的可以修订，可以抗拒的野心，毕竟野心是不正当的，是僭越的，而恐惧是正当的，是任何人都会在威胁面前被动产生的。这里面隐含的正义非正义隐喻其实已昭然若揭了。所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传统大国警示新崛起的大国的一个历史标本，战略红灯。
埃里森作为传统大国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寻求对自己国家有利的历史案例，战略援引，这么看来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中国的案例
但作为新崛起的大国，是否也应该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历史案例和战略援引呢？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更是一个史学的大国，古希腊有修昔底德，中国有司马迁，有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埃里森可以为了自己的国家进行战略布局和伸张概括出修昔底德陷阱，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国的史书中概括出什么陷阱从而为中国进行战略布局和伸张呢？
本文认为，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概括，这就是三家灭智，这个案例是不是可以称作司马迁陷阱呢？因为虽说司马迁之前史书上也有不少对此事的描述，但数司马迁的《史记》对这个案例描写的最精彩，对后世的传播也最广泛，影响也最深远。
三家灭智说的是春秋时期，列国中的最强大的国家——晋国发生的事情。晋国自晋文公为开创晋国霸业于公元前633年作三军设六卿开始，国政就逐渐由六卿把持了。这六卿就是韩、赵、魏、智氏、范氏、中行氏，这六卿为了争夺晋国的国政互相争斗，先是范氏和中行氏在激烈的争斗中被打散，最后被赵灭掉，之后，决定命运的好戏来了，剩下的四卿数智氏最强大，智氏决心把韩赵魏灭掉，自己独霸晋国。但智氏先拿最桀骜不驯的赵国开刀，派兵进攻赵氏，同时要韩魏两氏也派兵协从，韩魏慑于智氏的强大，不得不从，于是三家就联合进攻赵氏，赵氏抵挡不住，退守晋阳。智氏仍不罢休，遂率三家大军追击并包围了晋阳，这一围就是两年，但由于赵氏赵襄子坚决抵抗，晋阳久攻不下，智氏智伯就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反而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即晋阳之战，也是三家灭智的关键一战。之后三家成为晋国的主宰，最后三家不再内斗，而是又于公元前438年，利用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的有利时机，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把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公元前375年，三家又瓜分了晋国国君的最后土地，完成了三家分晋的事业，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这个故事，核心是三家灭智，智氏为什么会被灭，原因有二点：其一是因为智氏依仗自己的超级强大的武力，要称霸晋国，一统晋国；其二，更重要的是智氏在联合韩魏进攻赵国时没有把韩魏的力量估算到敌手的总力量中去，反而洋洋自得于自己表面上的强大，关键时刻，韩魏与赵一旦联手，智氏猝不及防，落得个家破族灭的下场。
所以，智氏的灭亡也成为中国历代争霸战中的经典案例和永久的警示。战国时，秦国在长平之战中一举歼灭赵国40万精锐，之所以没有乘胜追击，直接灭亡赵国，固然有赵国行反间计，秦相范雎不愿秦国统帅白起再立功的原因，但深层的原因是秦国国君秦昭王害怕东方六国乘秦国在和赵国拼的精疲力竭时突然联合攻打秦国，重演三家灭智的故事。三国演义，虽然是三国之间的争斗，但原理也是一样的，最强大的一方，最畏惧的不是第二强大的与自己对抗，而是第二，第三强大的，甚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强大的一起联合起来进攻自己，这才是千古以来霸主永恒的梦靥。明末朱元璋在决定是进攻陈友谅还是张士诚时也是在考虑进攻谁才能不导致两家联合进攻自己。陈友谅比较明智，在进攻朱元璋时也曾派人劝说张士诚一起进攻朱元璋，因此，霸权国家首要任务是要避免自己被围攻，霸权国家的陷阱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司马迁陷阱。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为新崛起的大国量身定做的话，司马迁陷阱则是为霸权国家量身定做的。
当今世界的大国应该怎样吸取历史的智慧
既然历史的教训如此深刻，不论是传统的霸权大国还是新崛起的大国都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在历史的教训面前，大家是一律平等的，每一个国家都逃不脱历史的警示。不过，每个国家需要警示的重点不一样罢了。美国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埃里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作为新崛起的大国，中国应当感谢这个提醒，这的确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也事实上极为重视这个教训，中国朝野上下无不争相谈论并认真、严肃地制定了应对、避免、跨越的战略。在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时，作为非警示对象的美国，姿态是相当高的，口气是教师爷似的，而且不仅谈论历史，还纵论古今，举出16次大国争霸的案例，其中12次没能避免，特别是二战德国的案例，极具隐喻性。因为德国是二战的元凶，新崛起的大国步德国的旧尘不仅结局悲惨，在道义上也是非常令人不齿的。结论就是：趁早打消崛起的念头，好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不过，传统大国既然同样逃脱不了历史的警示，那就好好用司马迁陷阱警示一下吧。当今世界，传统大国最应该做的不是津津乐道于修昔底德陷阱，因为这不是警示自己的，而应该仔细研读一下中国的春秋战国史，乃至于全部中国古代史，甚至全部全球史，找一找司马迁陷阱总共发生了多少次，多少次得以回避，多少次没能避免，验证了司马迁陷阱的警示。
实事求是地说，当今世界，由于新崛起的大国中国采取了和平、友好、忍让的超然姿态和战略取向，当今世界最应该警示的根本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司马迁陷阱。作为传统大国的美国，应该主动放弃向新崛起的大国甚至想象中的新崛起的挑战国打压、威逼，甚至发动新冷战的做法，甚至主动放弃自己本来珍视的一超独霸的世界警察地位，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引领世界而不是称霸世界。美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对霸权进行反思的总统，尼克松当年在越战失败后就曾反思美国以那么少的人管世界那么多的事是不靠谱的。最近的特朗普总统也发文称美国不做世界警察，要从叙利亚撤军。不过，特朗普和尼克松都不懂中国历史，也没有总结司马迁陷阱的可能，他们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都从他们的经验和背景中总结出了可贵的教训。尼克松的总结为美国开创了新时代，是远超过里根对美国的贡献的。特朗普认识到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说明特朗普已经向他期望的成为伟大总统迈出了第一步。对于特朗普的后续撤军承诺和不做世界警察的承诺，本人是欢迎并乐见其成的，本人也欢迎特朗普完成其梦想，成为美国的伟大总统，带领美国重新走向伟大。不过，美国的伟大并不妨碍其他国家伟大，甚至更加伟大，太平洋足够开阔，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地球和银河系更是足够浩渺，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更加伟大，这里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结果的，如果大国们都吸取了各自的教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就不会是空话了。
（配图原载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