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曾在声誉显赫的《读书》杂志发表专题文章，评价说这是“一本超拔的书”。作家韩少功先生，理论评论家南帆先生及陈力丹教授、高万云教授，也都曾对《超越语言》写下许多赞赏的话。

        这是一部写在三十年前的学术著作，多年来被一些大学列为研究生必读书，如今又将有英文版面世。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快节奏时代，一本书能够受到如此持久的关注，这让我感到欣慰。

        这部书从酝酿到写成出版，正值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鼎盛时期，即被史学家高度赞誉的80年代。在这一时期，思想的管控有所放松，对政治领袖的盲目崇拜渐渐消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量西方现代学术著作被翻译进来，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的独立思考、自由写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宽容，中国的思想界进入继“五四运动”时期后又一个难得的活跃期。

        这时，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先生计划出版一套“文艺新学科”丛书，我的《超越语言》便是这套丛书中的一部。

        我出生在中国腹地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开封，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座古老而又封闭的城市里度过的。由于社会动荡、生活艰辛，我在大学读书时期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我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凭借的是：我对文学艺术拥有天然的浓厚兴趣；我热爱读书、写作，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生命的本分；我可以将习得的一些知识与理论的碎片按照自己的感悟与理解愉快地将其拼接连缀成文。

        可以说，这三点在《超越语言》这部书中全都有所体现。

        仅从书名上看，这应该是一部归类于语言学学科的书，其实并不尽然。

        在写作这本书之前，我曾在文学心理学研究方面下了一些功夫，被国内学术界誉为“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的代表人物”。当“文学创作心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时候，我发现“语言”就成为一个必然面对的“关口”，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于是，我开始关注语言学理论，而这就让我自然地与西方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遥相呼应起来。

        心理学研究重视主体的、个体的、内在的、精神维度的活动过程，这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路向并不一致，从这本书中很容易看到我对结构主义哲学的抨击，言语上有时显得过分冲动。

        我与生俱来“东方情结”，让我很难接受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实证主义”的西方近现代主流哲学，很难把握“概念形而上”的思维模式与书写风格。而对于西方后起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哲学、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则更容易产生亲近感并融入其中，西美尔（GeorgSimmel）、舍勒（Max Scheler）、韦伯（Max Weber）、卡西尔（Ernst Cassirer）、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都是我喜爱的思想家、著作家。在这部《超越语言》的写作过程中，德国的海德格尔，法国的杜夫海纳，便成为我的精神向导，杜夫海纳的一句话，甚至成了我叩开“超越语言”之门的锁钥！而在语言学方面，我尊敬索绪尔，但更倾心于浑身散发着文化历史芬芳的洪堡特。

        在中国，生我养我的故土原本是三位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庄子、列子的诞生地，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隐匿着一个古老的文化幽灵“老庄哲学”，体现在文学艺术创造领域，便是魏晋时代的美学。

        在这部书中，读者将会看到，一个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如何将东方的老子、庄子、陆机、刘勰、李商隐、司空图，翁方纲、鲁迅、王蒙、莫言，与西方的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皮亚杰（Jean Piaget）、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海德格尔、杜夫海纳、司汤达（Stendhal）、布勒东（André Breton）杂糅在一起。

        相对于理智，我更看重感悟；相对于逻辑，我更钟意直觉；相对于科学，我有些敬畏神秘。我相信对于文学艺术的研究不只是单一的思维活动，更是一种特定的、持续的心境或精神状态，是一种对于研究对象的悉心体贴与无端眷恋，一种情绪的纠葛与沉溺，一种心灵的开阖与洞悉，那应该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诗”的状态。我不能算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不是一位合格的大学教师。

        以中国当下公认的“学术专著”的标准衡量，我的这部书就显得很不规范。比如叙述的条理不够清晰，章节之间的比例不够平衡，语言操作的散文化、情绪化倾向常常使得概念界定不严谨、逻辑推导不严密，甚至显得有些支离破碎。

        我倾慕两位西方人文大师的话语表达方式。

        早前的一位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说过：我一点也不想使文体统一，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随着心情无所顾忌地加以改变。对每一件事我都毫不做作，毫不勉强，也不因写得驳杂而担心，我的文笔是构成我的历史的一部分。

        当代的一位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他蓄意将传统学术话语范式加以解构，决意将“单声道”变为“多声道”，由“溯源式”变为“开发式”，由对于同一的追求变为对差异的编织，不再以统一结构、求证本义为重，而是抓住碎片尽情发挥，变客观评价为话语创新。

        我当然学不来德里达，也模仿不了卢梭，我能够做的只是放纵一下自己的文体，把书写看作自己人生留下的一点痕迹，就像一只爬行的蜗牛在潮湿的墙壁上留下的痕迹。

        在我看来，文学性的核心是诗性，诗性也是人性的底色。我写作这部书的初心，是要探究一下“文学语言的心理发生”，亦即诗性在人性中的发生与遗存。文学语言是如何在一位作家或诗人的心中产生并呈现出来的？诗性的语言如何在人性中扎根生长？这些问题往往被正统的语言学家忽略了，我自不量力地希望补充上这一课。

        我的“肆意妄为”无意间搅动了当时的中国国内一些语言学界权威人士的“奶酪”，一时间几乎引发对我的“群殴”。一位身居高位的语言学家竟写了数万言的文章痛批我的“胡言乱语”，其中还引证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语录。对此我多少有些不服气，我不相信斯大林比我还懂得索绪尔。

        与此相对，这本书出版后却受到中国文学创作界的热情鼓励与赞扬。

        该书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享有盛誉的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在审稿的过程中就写信告诉我，说这是一部有创见的好书。

        中国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声誉显赫的《读书》杂志发表专题文章，评价说这是“一本超拔的书”。

        作家韩少功先生，理论评论家南帆先生及陈力丹教授、高万云教授，都曾对《超越语言》写下许多赞赏的话。

        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身世坎坷，历经劫难的唐浩明先生。当时他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特意写信来告诉我此书“切中时弊，对文学大有功德”。

        此书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印行，1994年印过一个增订版，后来还有出版社提出过再版重印，我答应说等我仔细修订后再说。为了修订这本书，我曾经收集了一书架相关的书、刊。遗憾的是我发现，全面修订比初写还要困难得多，加之后来我的注意力已经由“语言学”转向“生态学”，修订再版的计划也就搁置下来，一搁就是二十多年。

        这次在美中时报出版社总编辑张来民博士的关切与主持下，《超越语言》即将翻译、出版英文版，这无疑是我的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当年写作此书时，我还是处于血气方刚的青壮年时代，一位挚友戏言，读《超越语言》可以感觉到作者充盈的“性冲动”。如果把“性冲动”改为“生命冲动”，我是可以欣然接受的。如今，我已经须发斑白、年逾古稀，且不说“全面修订”已经心力不足，其实我还担心衰老之年的更改将会散逸掉原书里蕴含的情绪与直觉、生气与活力。学术著作的生命力，总应该比作者的寿命更长久些。

        鉴此，除了对一些明显的错误加以纠正之外，我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此书在30年前的“容貌与体魄”，也保留了它的偏颇与执拗。

        为了多少弥补一下缺憾，这次重校我在每一章的后边添加了一篇“校订附记”，结合当下的感悟，做了十分有限的一点点补充。

        美中时报出版社总编辑张来民博士别具慧眼，以他多年从事编辑出版的卓越识见慨然敲定此书的英文翻译出版；汉译英是一项难度很大的课题，承担此书翻译工作的是兰州大学青年学者马伊林博士与他指导的团队（周林虎、张陶永、彭静、马丽），他们本着对中西文化交流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反复琢磨、精益求精、力臻至善。对此，我深深感谢！

        30年过去，关于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水平的提升远非当年所能预见，比如“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盛行：语言现象亦即生命现象，人与自然万物的有机联系体现在语言中，语言研究的范围便是人类生物圈！这一恢弘、旷远的“超越”，是我当年未曾想到的。

        人类的学术探究永无止境，切忌故步自封。此书如果能够为继往开来的“超越者”提供一块“垫脚石”，我将感到万分荣幸！

鲁枢元，2022年8月18日，于中国·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