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崔天凯大使接受了《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杰拉德·赛博（Gerald Seib）和鲍勃·戴维斯（Bob Davis）的专访，就中美关系、中美贸易问题等回答了提问。有关报道于11月26日刊登，相关采访实录节选如下：

　　华尔街日报：您提到我们需要足够的善意和诚信来推进经贸磋商，如何判断和衡量什么是善意和诚信？

　　崔大使：在这样的磋商中，立场一定要清楚、连贯，如果有一方一直在变，这对磋商无益。

　　其次，双方如果达成一致，就要遵守共识，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是今天有了初步共识，明天就推翻它。

　　我们很能理解美国现政府推崇相互尊重、公平、对等原则。然而在一些人发表的评论和声明中，看不到任何相互尊重和公平的精神。如此这般，我们还怎么维护互信、推进磋商？

　　华尔街日报：美国本届政府任期内，美中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崔大使：两国领导人去年4月在海湖庄园的会晤十分成功。他们彼此结识并建立了良好关系，都对首次见面感到满意。去年11月特朗普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也非常成功。

　　同时，我们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等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并举行了首轮对话。

　　当然，双方之间也存在问题。且不说经贸问题还没解决，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在台湾问题上消极动作不断，美方在南海加大了军事存在。此外，一些论调渲染中国在美学生都是“间谍”，美方有可能出台措施限制两国人员往来。这些都在毒化着中美整体关系，特别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我不知道这些消极动向源起何处，但确实值得警惕。

　　华尔街日报：您对两国元首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晤有何期待？

　　崔大使：中方期待着，也许我们的美方同事也同样期待着，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再次会晤时将全面回顾北京会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此次会晤在时间上距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刚好一年多。因此我认为两位领导人有必要回顾双边关系发展，并对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双方如何发展好这一组重要而复杂的双边关系作出战略引领。希望这次会晤能推动双方在经贸等诸多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

　　华尔街日报：以往中国能够依靠的作为非正式渠道或中间人的美方人士，如今影响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您如何看待当前这些变化？

　　崔大使：我认为这首先不是中方的问题，而是美方自己的问题。如果不听取经验丰富人士的意见，怎能更好维护美国的利益呢？

　　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当然必须同美行政部门进行对话。与此同时，我认为来自（美国前财长）鲍尔森等其他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也非常有用。中美双方都应对这些宝贵经验善加利用，认真倾听他们的建议。对我来说，我经常同鲍尔森前财长、基辛格博士、苏世民先生以及美国商会的代表沟通交流，希望听取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看法，以及有助于有效解决问题的建议。

　　华尔街日报：您是否担心中美贸易战会产生经济外溢效应？

　　崔大使：问题关键在于，如果事态继续像现在这样发展，就会产生真正的风险，全球市场可能会被撕裂。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世贸组织的成立，以及中、俄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他国家相继加入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全球市场真正实现了“全球化”发展，看到了全球供应链重塑使更多国家参与到一体化之中。

　　但如果我们任由当前形势发展下去，这指的不仅是中美之间，还包括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多边体系发展的形势，那么全球一体化市场可能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我不知道这会符合哪个国家的利益，总之这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

　　同时，虽然当前美国经济状况不错，但也不能排除会再次发生类似十年前的情况——当然我不想用危机重演这样的说法——但如果真发生了，依当前这种形势看，你认为人们还能同2008年一样，有意愿并采取开放的态度来实施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和经济刺激政策吗？我对此不确定。

　　华尔街日报：您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话，是否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崔大使：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关系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全球产生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和现实。换句话说，中美要充分认识到，两国对全球经济和经济增长前景承担共同责任。如果我们以互利共赢的方式及时解决经贸问题，必将增强人们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信心。如果我们做不到，则可能会削弱人们对全球经济的信心。

　　在经济和金融问题上，信心非常重要。如果人们失去信心，那么很多坏事都可能发生，其中一些可能成为“自证预言”。所以我认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华尔街日报：比起以前来，美国企业对它们在中国的遭遇的抱怨增多了，它们的抱怨立得住吗？

　　崔大使：我认为事实很明显，与40年前相比中国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了。中国经济增长了，中国企业也在学习如何在国际上拥有竞争力，它们学得很快，有时正是在美国企业帮助下长进的。

　　中美双边贸易增长很快，对两国都有利。随着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中美彼此联系更趋密切，竞争也随之加剧，这是事实。中国市场上竞争更趋激烈，主要是由经济规律而非政策决定的。

　　就政策而言，中方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和法律，并设立了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法庭。中方不鼓励并禁止强制技术转让。

　　华尔街日报：一些美国企业表示它们迫于中方压力而转让技术。

　　崔大使：我们经常对美国商界人士讲，请他们提供具体案例，试着利用中国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很多时候，他们不向中方提供具体案例，而是继续向美国政府抱怨。我认为这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他们的关切。美国公司必须提供具体案例。

　　同时，一些技术转让案例往往并非强制性技术转让，而是双方企业达成的商业协议。中国公司拥有当地销售网络、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美国公司拥有技术，他们愿意根据彼此的比较优势达成（互惠）协议。我相信有“技术换市场”的例子，但这是企业间的商业协议，如果其中一方对此不满，大可一走了之，没人强迫他们做交易。

　　除中美公司有竞争外，美国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也有激烈竞争，例如，美、欧、日等主要汽车制造商在华竞争激烈。如果美国公司不把他们最好的车型、技术应用到在华汽车生产和销售中，就可能把市场份额拱手让给欧、日汽车制造商。因此，这种技术转让不是由中国政府或中国公司所迫，而是由市场竞争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