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风格充分体现了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右翼（激进）保守主义，而中下层白人又是右翼保守主义最重要的群众基础。1970年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为右翼保守主义在21世纪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朗普最多执政八年，但是他所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将在后特朗普时代继续对美国政治发挥重要影响。
1968年越战期间，一位美军少校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道：“必须摧毁这个村庄，才能拯救它”(It becamenecessary to destroy the town to save it)。从此，这句话就成了描述战争残酷与荒谬的名言。
2017年3月底，一位美国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其标题就借用了上面这句名言：“特朗普意在摧毁美国从而拯救美国？”他在文章中指出，特朗普的种种言行——如试图废除奥巴马任期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排外的言论和政策、批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给美国带来的是“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威胁、不稳定的世界”。不言而喻，这位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摧毁美国。文章还引用了时任白宫高级幕僚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的一句话：“我想做的就是让整个世界轰然倒塌，让今天这些建制派们统统见鬼去。”
不仅仅是上述这位教授，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特朗普就职以来一直在摧毁美国。内政上，特朗普不仅试图否定奥巴马的各种政治遗产（尤其是医改），还颁布了“禁穆令”、质疑联邦执法机构的公正性、打压批评他的主流媒体。外交上，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此外，他对美国的诸多盟友以及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威胁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同时，他多次质疑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并对一些盟友国家（如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出言不逊。
特朗普为什么要“摧毁”美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厘清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风格充分体现了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右翼（激进）保守主义，而中下层白人又是右翼保守主义最重要的群众基础。1970年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为右翼保守主义在21世纪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管特朗普能否“摧毁”美国，他所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已经对美国的政治版图造成了巨大冲击。
作为保守主义的平民主义
回顾2016年大选，特朗普毫无疑问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平民主义（populism，也译作民粹主义）浪潮，并最终借着这股浪潮击败党内外对手，顺利入主白宫。不过平民主义也有左右之分，而特朗普所代表的平民主义实质上是右翼保守主义。
迄今为止，美国学界对平民主义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定义。一位研究美国平民主义历史的学者指出，平民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冲动；它是一种言语表达的方式，是一种修辞风格。平民主义者的敌人是一小撮精英，而站在他们这边的则是平凡的大多数”。一位记者写道：“平民主义可以看成是一种政治风格。平民主义者认为，政府已经被邪恶或腐败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只有人民（至少说他们眼中的人民）联合起来才能够重新夺回政府。”
由此可见，尽管有“主义”两个字，但平民主义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外包装。平民并非成为平民主义领袖的必要条件；只要以平民的名义振臂高呼，把有权有势的精英作箭靶，即使特朗普这样的亿万富豪也可以成为一场平民主义运动的领袖。其实在特朗普之前，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高举平民主义大旗的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Perot）也是亿万富豪。事实上，在当今美国昂贵的竞选体制下，一介平民要想通过选举来发起一场平民主义运动几乎不可能。这也是平民主义的美国式悲剧之一。
最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平民主义运动都代表通常意义上的平民（即劳苦大众）的利益。按照其批判的对象，美国的平民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其中一派的批判对象仅限于社会上层——“企业界的精英以及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政府官员”，他们被认为背叛了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劳苦大众的利益。这类平民主义者也被称为自由派（或者左翼）平民主义者，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所有美国人（不论种族或者宗教）的平等。另外一派的批判对象不仅包括社会精英，还包括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在这类平民主义者眼中，社会精英与少数族裔之间存在某种“邪恶”的同盟，而这个同盟的目标是损害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这类平民主义者也因此被称为保守派（或者右翼）平民主义者。因此，有人这样概括美国两大平民主义传统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二元的（dyadic），即精英与平民的对立；后者是三元的（triadic），即精英和少数族裔（包括黑人、犹太人、移民等）与中下层白人的对立。
在美国特殊的建国背景下，左翼平民主义按理说应该在美国政治思想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为了躲避欧洲封建政权的迫害，第一批殖民者远渡重洋来到北美。由于先天缺乏封建制度，因此以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被认为是美国的国家基因。自由主义和左翼平民主义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因为它们都追求普遍平等。然而，与生俱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意味着保守主义在美国的缺失。相反，对印第安人、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和妇女的长期歧视和压迫恰恰说明，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反对普遍平等的右翼保守主义传统，而这个传统往往通过平民主义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纵观美国历史，除了19世纪90年代以人民党为标志的平民主义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左翼平民主义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相比之下，各种右翼平民主义运动此起彼伏，包括19世纪末以丹尼斯·科尔尼（DennisKearney）为领袖的排外运动（尤其是反对中国移民）、20世纪30年代天主教父查尔斯·考福林（Charles Coughlin）发起的反犹太人运动、20世纪60年代乔治·华莱士（GeorgeWallace）发起的反民权运动、1992年和1996年大选中以罗斯·佩罗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n）为代表的反自由贸易运动、2010年爆发的茶党运动等等。在一个天生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右翼平民主义却成为主流，这是平民主义的另一个美国式悲剧。
特朗普风格的平民主义
从竞选伊始，身为亿万富豪的特朗普就以劳苦大众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各个场合为他们鸣不平。在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讲话中他这样说道：“我走访过失业工人，我到访过因为我们政府签订的不公平贸易条约而衰败不堪的社区。他们是被遗忘的美国人。他们勤劳工作，但是现在却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我就是你们的声音。”然而，并非所有平民都属于特朗普伸张正义的对象。在整个大选中，他一直坚定不移地反对移民，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他指责前者给美国带来了毒品和犯罪，后者给美国带来了恐怖主义。
特朗普认为，他所关心的劳苦大众之所以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精英阶层多年来倡导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他在2016年6月28日的一场演讲中宣称：“我们的政客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全球化，把我们的就业机会、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工厂搬迁到墨西哥和海外其他地方。全球化让金融界的精英们赚的金银满盆，但是它带给数千万美国工人的却只是贫穷和心痛。”他在演讲中对自由贸易进行了猛烈批评，并提出了七项具体措施让流失的就业机会重新回到美国，包括退出TPP以及与NAFTA各个签约国重新谈判该协定等。
那么，高举反移民和反自由贸易两面大旗的特朗普到底代表谁呢？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在于哪个群体最认同特朗普的竞选纲领。根据2016年大选后的出口民意调查数据，白人选民占选民总数的71%，其中57%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白人当中，特朗普获得了高达71%的选票。相比之下，特朗普在非洲裔、拉丁裔和亚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为8%、28%、27%。至少在中下层白人选民心中，特朗普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
由此可见，特朗普所领导的是一场三元对立的右翼平民主义运动。在这样的平民主义视角下，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国内精英纵容和包庇非法移民和穆斯林移民，他们联手牺牲中下层白人的利益。不过，特朗普当选并非这场右翼平民主义运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更具体地说，把特朗普送入白宫的右翼平民主义大潮，其实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的强烈抵制。
新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对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旧自由主义的批判。简言之，旧自由主义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如金融监管、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来减少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社会平等。新自由主义则认为，旧自由主义过于强调政府干预，制约了美国经济增长，因此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金融去监管、减少社会福利、限制工会的权力）和支持自由贸易。里根总统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最响亮的口号。
然而，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带来其倡导者所承诺的经济增长。相反，里根政府时期的高利率和强势美元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急剧上升，使得美国国内制造业迅速衰退。由于制造业所流失的工作机会大多被低收入的服务行业和高收入的金融业和信息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填补，因此二战以来依赖制造业的中产阶级（其中白人占绝大多数）日渐萎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新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应运而生。在1992年大选中以独立候选人参选的亿万富豪罗斯·佩罗打响了反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枪。他主张限制美国企业向海外转移就业机会，并强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四年之后，帕特·布坎南基本上延续了佩罗的反新自由主义竞选纲领。和佩罗一样，布坎南坚决反对自由贸易；然而与佩罗不同的是，布坎南的矛头指向了非法移民，并宣称将停止所有移民。
佩罗和布坎南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反新自由主义的消失。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中产阶级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反新自由主义再次焕发生机。无论是2009年爆发的茶党运动还是2011年席卷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它们都是反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只不过前者来自右翼阵营，因为其攻击对象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少数族裔和劳苦大众，而后者属于左翼阵营，因为其攻击对象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华尔街的资本家和华盛顿的政客。没有反新自由主义，也就没有特朗普的胜利。
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同时，美国也在经历另外一场社会巨变。二战结束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让“婴儿潮”一代开始追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自我表达的自由、环保、性别平等、对同性恋的宽容等等。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的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平权运动、政治正确运动等等，都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体现。然而，正如旧自由主义催生了新自由主义，后物质主义的盛行也招来了一些社会群体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经济安全感较低、价值观更传统的中老年白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交锋导致了延续至今的“文化战争”。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直接导致了两党选民基础的重组（realignment）。具体来说，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以社会福利为核心的经济维度是区分两党选民的最重要因素，结果是少数族裔和中下层白人成为民主党最大的票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价值观逐渐成为区分两党选民的决定性因素，导致反对后物质主义的中下层白人离开民主党，转而成为共和党的大本营。前文已经提到，在2016年大选中，71%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投票支持特朗普。反移民和反政治正确也让特朗普成为反后物质主义的代言人，进而赢得了大多数中下层白人的支持。
从沉默的大多数到激进的保守主义
然而，特朗普的胜利不仅仅是保守主义价值观的胜利。一位美国学者写道：“平民主义者大受欢迎的直接原因是对文化价值观巨变的强烈反对，然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前文已经提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让美国中产阶级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大量数据表明，美国中产阶级严重缩水，贫富悬殊恶化，而中下层白人又占美国中产阶级的绝对多数。中下层白人的经济状况恶化，导致自杀、吸毒和酗酒急剧增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下层白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经济状况恶化，再加上拉丁裔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剧增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文化多元主义、平权运动和政治正确运动，让中下层白人处于焦虑和恐惧之中。然而，让他们失望和愤怒的是，政治精英（尤其是自由派精英）更多关注的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少数族裔和同性恋的权利，而不是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观。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在中下层白人眼中，他们自己已经成了“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in their own land)。
这些陌生人实际上构成了美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the silentmajority）。然而，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在2015年9月达拉斯的一场竞选集会上他宣布：“沉默的大多数回来了，而且他们并不沉默。我想我们应该称他们为喧闹的、斗志昂扬的、想赢得选举的大多数。”特朗普的当选表明，沉默的大多数的确爆发了。而一旦爆发，沉默的大多数必然走向激进。早在1976年，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就创造了“中产美国激进派”（MiddleAmerican Radicals, 缩写MARs）这个概念。在这位社会学家笔下，“中产美国激进派”反对种族平等和社会福利，认为企业主权力太大；他们大多是男性，收入属于中下，往往是蓝领或者普通白领；在他们看来，“政府同时偏袒富人和穷人”,结果是“中产阶级被严重忽视了”。这位社会学家发现，“中产美国激进派”最有可能投票给1972年大选中的右翼平民主义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历史在46年后重演，不过这一次特朗普赢得了大选。
一位右翼保守派就为什么保守主义必须激进做出了如下阐述：“就常理而言，保守主义者以保留传统为己任，总是试图坚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然而，假使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与保守主义的信念水火不容呢？倘若如此，则保守主义者试图保留此种文化的尝试就不免愚蠢了。反之，他必须与这种文化为敌，并竭尽所能削弱之、打压之，甚至从根本上摧毁之。换言之，保守主义者可以在哲学上保守，但是必须在意气上激进。”
这或许是对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中产美国激进派”为什么要摧毁美国的最好解释。不过，他们能够通过摧毁美国而拯救他们理想中的美国吗？历史将给出答案。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文章载于《当代世界》201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