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一场主题为“美中关系的未来”的活动上发表演讲。他1月26日至27日在泰国曼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兼外长王毅举行了总计超过12小时的会谈。以下是美中时报沙利文演讲的全文翻译。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论坛发表演讲。

相比外交关系委员会，至少我有勇气在布鲁金斯发表演讲。（笑声）

所以，迈克，我想说谢谢你让我回到外交关系委员会，感谢苏珊、库尔特、夏琳和史蒂夫，谢谢你让我回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论坛，我有幸参加了这个论坛。

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试图公布一个新的中国战略，而是更直接地与大家分享我们在过去三年中如何努力实施我们的战略，以及我们在2024年的期望，并在此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迈克提出的问题，但或许能为您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应对这些非常困难的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

我想先退一步。在担任拜登政府职务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在政府中任职，包括我自己、库尔特和其他人，我们正在以书面形式和像这样的会议重新审视我们长期的对华政策背后的假设，一旦进入政府，我们便深入研究了最新的情报、专业知识和分析。我们确定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并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

我们看到中国正在追求在高技术领域“赶超和超越”美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事建设，并且在国内更加镇压，在海外更加自信，包括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努力使世界更加依赖中国，同时减少自己对世界的依赖，并采取措施来适应国际体系以适应自己的制度和偏好。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即中国相信美国正在逐渐衰落，我们的工业基础已经被掏空，我们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受到削弱，美国正在努力应对一次世纪的大流行病，而北京的许多人则公开宣称，“东方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

当我们上任时，我们继承了前一届政府的做法，即更新了对中国挑战的范围和性质的诊断，但没有充分制定应对策略和工具。这种做法有时更具对抗性而不是竞争性，而且经常低估了对维持有效的中国战略至关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我们不想回到与中国的早期接触方式，那种方式基于对其发展轨迹更乐观的假设，有时将避免摩擦置于追求美国国家利益之上。因此，我们制定了自己的方法，布林肯国务卿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这一方法——投资、结盟、竞争——旨在加强我们的竞争地位，保护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同时谨慎管理这一重要关系。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已经实施了这一方法。我们在国家力量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投资，历史性的基础设施、芯片和科学、清洁能源立法，同时应对中国的非市场行为，并采取措施确保美国在技术和经济增长的来源上领先。我们相信我们的方法已经取得了成果。 

自2019年以来，美国在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生产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增加了20倍。新制造项目的建设支出已经翻了一番。展望未来十年，我们估计将有3.5万亿美元的新公共和私人投资，这是由我刚刚提到的历史性立法所释放的。在海外，我们试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联系。我们启动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计划，提升了四方安全对话，提高了我们与越南、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与日本和韩国共同启动了历史性的三边会谈，最终在拜登总统主持的凯普大卫峰会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我们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了多次峰会，还与东盟进行了会晤。我们的区域盟友和伙伴正在押注美国的经济活力。

自政府成立以来，他们已经宣布向美国投资近2000亿美元。我们还努力将欧洲和印太联盟联系起来，与G7伙伴一起，我们共同采取了集体步骤，以减少我们的经济风险，并从战略依赖中实现多样化，而不是脱钩。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我们强调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我们也努力确保我们公司正在开发的先进和敏感技术不会成为一种漏洞。我们针对关键技术实施了精心制定的出口限制，专注于先进半导体制造工具、超级计算能力和最先进的芯片，这些对于军事现代化至关重要。我们还采取措施调节对技术的出境投资，并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集中关注关键技术，以确保入境投资实际上应对了不断发展的国家安全挑战-入境投资审查制度。这些措施不是保护主义，也不是限制任何人的发展。它们对我们长期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现在，这些行动的背景是美国经济强劲的疫后复苏和全球领先经济体中最低的通胀率之一。

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预测中国GDP将在本十年或下一个十年超过美国。现在，这些预测越来越遥远。随着中国自身面临一系列挑战，有人认为这一刻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这让我引出一个关键点：在这一时刻，美国再次展示了其韧性和重塑能力。但这并不是整个故事的全部，这正是我今天要提出的观点的关键之处。在我们采取这些举措改善我们的竞争地位时，我们的目标是以一种方式建立稳定，使得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具备稳定性。事实上，我们相信我们在国内的投资以及与盟友和伙伴国加深联系的工作实际上创造了更有效的与中国进行外交的条件。一个可持续的对华政策是关于在头脑中同时持有多个真理，并通过反复努力来协调它们。

我们对中美关系中的竞争结构动态有清醒的认识。但我们也深刻意识到，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并共同在解决跨国问题和减少冲突风险方面具有利益。我们意识到，试图在数十年时间里塑造或改变中国并没有成功。我们预计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成为世界舞台的重要角色。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进行竞争，我们也必须找到相互共处的方式。与中国的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冲突、对抗或新的冷战。美国可以采取措施推进其利益和价值观以及其盟友和伙伴国的利益，另一方面，负责任地管理竞争。能够同时做到这两件事是我们方法的核心。实际上，美国在处理与竞争者的关系方面拥有几十年的经验，甚至在需要时还会与其合作。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利用了这些经验。虽然“管理竞争”可能感觉像一个抽象的口号，但理解它如何转化为行动的最好方式是聚焦于2023年。这一年始于两国关系历史性的低谷。一年前的这个星期，一个中国间谍气球穿越美国。我们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入侵乌克兰深感担忧。在2022年8月进行的历史性而又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演习之后，似乎一系列台海危机即将来临。所有这些都阻碍了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峰会上取得的进展。高层交流停滞不前，更不用说军事之间的联系或在反毒品或气候方面的合作，这些都被中国冻结了。

我们着手稳定关系，而不牺牲强化我们的联盟、积极竞争和捍卫我们的利益的能力。从去年5月开始，我们启动了一段密集的外交时期。它是一个跨部门的全员参与，涵盖了我们与中国的全部关系范围。目标不是掩盖我们之间的分歧。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解决误解和沟通不畅，避免重大意外，重新打开关闭的渠道，并更清楚地向对方表明我们各自的立场和利益。我们还寻求增加沟通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

五月份，我与王毅主任在维也纳度过了两天，以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维也纳，我们就高层接触的大致路线图达成了共识，以执行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提出的议程，双方当时都希望最终能在同年稍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实现领导人级别的会晤。随后几个月，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关键会议。六月份，布林肯国务卿前往北京，会见了习近平主席和高级外交官员，努力在紧张时期后稳定局势。七月份，耶伦财长前往北京，与中国的新经济领导层建立关系。同样在七月，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前往重启僵持数月的气候渠道。然后在八月份，雷蒙多国务卿访问中国，推进我们的商业联系，并强调我们在保护具有国家安全影响的关键技术方面的承诺，同时不切断美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当时批评者称这些出访是片面的。但我们的策略是利用这些会议开启双向交流，而这正是发生的情况。这种密集的外交活动旨在处理艰难问题，而不是简单修补关系。我们直接谈论我们之间的分歧，包括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和台海两岸问题。我们没有撤回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的措施，如对境外投资的限制和更新出口管制措施。相反，我们利用这些会议机会解释了这些措施的含义，以及它们并不意味着试图抵制中国的繁荣和发展。那些措施不是为了那个目的，我们在会议中向对方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我们还利用这些会议找到协调我们共同利益重叠的问题的空间。九月份，王毅主任和我在马耳他进行了另一轮会谈。我们规划了在旧金山举行领导人会议的路线，并明确了我们在禁毒和军事交流等问题上希望实现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一支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也派遣了一系列官员访问美国，包括副主席、副总理和王毅主任，他们与布林肯国务卿和我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

正如你从迈克那里听到的，所有这些最终都在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的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达成了进展，涉及三个重大问题：

首先，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重新启动了禁毒合作。自那时以来，我们看到北京采取了初步措施，遏制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物质的流动，我们希望并需要看到这一进展继续。中美禁毒部门间的首次跨机构工作组今天在北京举行了会议，我们的目标是在打击这种可怕毒品上开展执法合作。

其次，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宣布恢复已经冻结了一年多的军事交流。我们的联合参谋首席已与他的中国同行进行了沟通，并恢复了一些关键的操作层面机制。现在的问题是，即使面临未来的动荡，这种合作是否会继续。就我们而言，我们将继续提出军事交流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紧张时期。

第三，伍德赛德峰会上，我们的领导人宣布了一个新的对话，旨在管理人工智能风险，并将于明年春季开始。正如迈克所提到的，上周末我在曼谷与王毅主任会面，跟进伍德赛德峰会并推进在这三个领域的努力。

细致而锲而不舍的外交对于处理两个大国战略竞争中固有的摩擦是必要的。其中一些风险可能是无法预见的，可能会带来一些意外。其他风险则更容易识别，包括南海和东海的摩擦，以及经济和技术的相互行动和反行动。最重要的风险是台湾海峡的危机，特别是考虑到北京在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增加。在这方面，密集的外交至关重要。就在几周前，台湾举行了历史性选举，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两岸事件，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北京和台北各方努力减少关于彼此意图的误解和误判。这是2022年8月很少人预料到的结果，当时大多数人预计两岸局势会变得更加紧张而不是缓和。但这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趋势，风险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通过加强外交和威慑来努力。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关注人权滥用、强制劳动和防扩散等问题。我们将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其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基地的努力保持警惕。并采取必要措施作出回应。如果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继续挑衅，我们将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坚决反击，并对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道的和平与稳定风险发表声明。我们将继续遵守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该地区进行航行和作业，维护航行自由。我们还将继续追求旨在保护国家安全的量身定制的国家安全措施。即使这样做，我们也将继续以密切互动的节奏与中国进行交往，帮助双方管理存在分歧的领域，并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展开合作。

我们不打算重建早期时期双边关系中现在已过时的结构和机制。我们也绝不只为对话而对话。但是，我们确实认为，在离散、精心选择的领域开展一些基层工作层面的磋商，以推进我们的利益并取得成果，具有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在反毒上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根植于当下而不是过去。

在未来的时期，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加深危机沟通机制，降低冲突风险。我们准备在气候、卫生安全、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挑战方面进行协调。我们还将与北京讨论从红海到朝鲜半岛的重大区域和全球性问题。我们还将致力于在多个双边问题上取得进展，包括人民之间的联系。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这一切都不会容易，而且会有紧张时刻。在这样一场竞争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不会以一个简洁明了的终结状态来解决。正如我所提到的，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这条路上会有惊喜出现。我们将继续努力管理竞争，就像我们在过去一年中所做的那样。

我们将继续投资于国内的实力，并加深我们在国外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我向您描述的方法不是一种大的战略转变。这是我们上任当天开始构建的努力。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相反，它是一种独特的、根植于几十年的历史、外交和艰苦经验的美国特色方法。它还根植于两党合作，因为当美国在强有力的两党支持下从战略竞争中出发，所有人都在为国家服务而紧密合作，我们总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因此，我们打算坚持这一战略。我们打算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利益并捍卫我们的盟友，同时有效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这对于不仅是美国，而且对全球稳定也是有益的。这是我们的承诺。这就是我们尝试做的事情。

今天，我的目标只是带您走过我们如何在实践中执行这一计划，以便我们可以超越宏大口号，走向实际的日常工作。我必须说，在整个美国政府，包括职业和委任工作人员中，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团队的支持和建议下，从两个政党、私营和公共部门以及各行各业的大量人员提供的支持和建议下，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在前进的努力中继续成功的唯一途径。因此，感谢您今天给我发言的机会，我期待着与您的交流。（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