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其实就是“警觉”二字。企业家（entrepreneur）词根“empresa”原本含义是“去看、去认识、去捕获”，“entrepreneur”的原意是指那些能够完成艰巨任务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具备先于别人察觉的气质或能力。这一气质和能力，就是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企业是经济之网上的节点，经济之网的伸张、缩敛，取决于企业家的预期，一个经济体的前景，事实上是一个个企业家预期的加总。在经济下行期，企业家信心尤为重要。

中国的改革有诸多解释，其中之一广为认可，即改革意识形态，释放企业家精神。不断释放的企业家精神驱动了从生产、销售、投资到创新的各个环节。宏观上，则表现为规模和总量的高速增长。

疫情后，环境在变化。宏观数据的下行，迫使我们将视线回归经济之网的神经末梢上，感知他们的冷暖，回答他们的疑惑，这或许是寻找良方的最可靠途径之一。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增强企业家的信心？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是否呈现新特征？为什么企业家群体需要有新的国际视角？

为此美中时报记者采访了旅居美国的经济学人傅小永先生。

美中时报：为什么你一直强调以“企业家”为视角观察经济，这一视角的独特性是什么？如何保证它是准确的？

傅小永：经济是一张网，企业是这张网上的一个个节点，经济之网之所以能伸展、扩张，依赖于企业家的预期。撑起经济之网的，是企业家的预期，很难想象还有比观察企业家预期更可能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前景。每个企业家预期的加总，就是一个经济体的信心指数。

读各种专业性研究报告时，经常会想起老家福州沿海小渔镇上的冷冻厂厂长、纺织厂老板，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直觉可能远远好过那些总量视角的专业报告。有个知名的经济学家说，逛过义乌小商品市场10分钟，大概能知道中国今年的GDP是多少，或许有点夸张，但很喜欢这句话，正确的经济判断来自乡村田野。只有对微观个案的准确感知，才不至于有总量视角上的失真。

美中时报：“企业家精神”这几个字已经听的足够多了，你的理解，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傅小永：企业家精神，其实就是“警觉”二字。企业家（entrepreneur）词根“empresa”原本含义是“去看、去认识、去捕获”，“entrepreneur”的原意是指那些能够完成艰巨任务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具备先于别人察觉的气质或能力。这一气质和能力，就是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对“警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如何让企业家保持警觉远比“警觉”二字具体含义重要。具备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企业家才能持续保持警觉？

说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时，很自然想到价格改革、产权改革、所有制改革，等等，很少人想到媒体改革，但媒体改革的经济作用，很可能被低估了。企业家只有在周全的、多维度的信息之下，才能准确感知，只有在乐观悲观、内部外部、赞同反对等不同维度信息的不断冲刷下，才有可能持续地保持警觉。任何单维度的信息茧房，都势必造成认知偏差，从而损害企业家的周全感知和警觉。破坏企业家群体的警觉，就破坏了一个经济体的效率。

美中时报：曾有个形象比喻，市场经济=价格+企业家，足见企业家的重要性。

傅小永：进一步看，其实价格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1980年代初，彩电价格相当昂贵，但10年不到，南方沿海一带制造业企业家兴起，彩电就变得相当便宜了。更简单的说法，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企业家精神。从如何让企业家持续保持警觉上看，媒体改革的经济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段时间查阅到一些专业材料也支持这一看法。

美中时报：如何看待这两年对互联网大厂的监管，对互联网大厂的监管是否干扰了企业家行为、损害了企业家信心？

傅小永：对互联网大厂的监管不仅是现状，也是趋势，这是确定的。这一轮对互联网大厂的监管潮流其实是从欧美兴起的，中国是借鉴和接棒。在某些方面，欧美对大厂的监管力度甚于国内。还应该看到，这一轮国际性监管潮流的初衷，并不是基于大厂的规模或市场占比，而是是否抑制了竞争，即所谓是否是“一鲸生而万物落”。

ChatGPT等大模型的兴起，对新技术的监管也会越来越强，这是有共识的。马斯克等人就已经建议暂停AI大模型技术的迭代，直到完善监管措施。同时，我也不太同意国内常有的一种经济论调，认为只要是监管就一定是错的。

马云、马化腾可能和马斯克一样，是支持监管的。真问题不是监管，真正让企业家群体担忧的，是他们无法识别包括监管在内的这一系列新措施的背后，是否暗含着意识形态上的偏好。

美中时报：平时我们经常将“风险”和“不确定性”混用，为什么要区别这两个概念？风险、不确定性和企业家之间是什么关系？

傅小永：日常表达很难严谨，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区别“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判断当前一些情况，是很有好处的。风险指的是概率事前可知，比如买了车需要投保，保险公司查查驾驶纪录，看看驾龄、住所区域等，按按计算器，就可以算出“风险”。正因为风险的概率事前可知，所以保险公司、精算师就可以对付。

不确定性指的是概率事前不可知。无论多高明的精算师，多好的计算器，也不可能算出现在创办一家元宇宙公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正因为概率事前不可知，所以只能下海试水，试过方知深浅，这就是企业家的价值所在。企业是这样一种制度，它通过利润机制诱导企业家以下海试水的方式应对“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概率只能试后知晓。一句话，保险公司是用来对付风险的，只有企业家才能对付“不确定性”。

美中时报：混用“风险”和“不确定性”，会抹杀企业家的价值？

傅小永：抹杀企业家价值只是一方面。现在市面上的确存在着一种“鸡贼”，就是有意无意地把“风险”说成“不确定性”。未来总是不确定性的，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因此，它缺乏现实意思。通过研判、辨析、讨论，风险是可以事前知晓的。

应该正视风险，防范风险，而不是以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为托辞。让不确定性的归不确定性，风险的归风险，只有事前尽可能地识别风险、排除风险，企业家下海试水、躬身亲测不确定性的创业行为，才真正创造价值，改进经济效率。

美中时报：如何看待悲观、乐观和正能量、负能量之间的关系？

傅小永：无论评估风险还是不确定性，都是非常私人化的，很难有统一标准。有人觉得现在创办一家元宇宙公司是九死一生，因为市面上已有太多的同类型公司了，另一些人则觉得元宇宙市场还处在相当早期的阶段，还有大把的机会。

不宜认为前者就是负能量，后者就是正能量。乐观未必正能量，因为在信息偏颇的情况下，它可能是盲目的；悲观也未必负能量，因为悲观可能正是一种警觉。人为制造集体式的乐观或正能量，很可能造成企业家精神的错配而损害经济体的效率。

美中时报：以中美为例，中外企业家在特质上有什么不同？

傅小永：一个投资经理，既可以投中国项目，也可以投美国项目，当具体项目出现时，他会怎么做投资决策？不少投资者可能是这样想的，当这个项目是追赶型时，也就是市面上已经有同类项目，但需要把它做大、做强，这时候倾向于投中国企业家；反之，当这个项目是原创型时，市面上没有先行者，无从模仿，这时候倾向于投美国企业家。

听上去耳熟，其实就是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模型时经常提到的后发优势。当目标是追赶型时，中国相对有优势；当目标是原创型时，美国相对有优势。从中我们也能读出美国为什么想脱钩。根植于制度和文化，即便普通美国人，也深富非功利性的好奇心和原创精神，更别说新技术创业者和企业家了。

美中时报：中国企业家善于做大、做强，是更吃苦耐劳，还是有制度原因？

傅小永：国内这段时间在讨论“超大规模统一大市场”，这大概就是制度原因。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400多公里，开车单程4个半小时，多次往返后，大概会本能地疑惑，为什么没有高铁？高铁单程也就1个半小时。美国各界在两个议题上没有分歧，一是中国，二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肯定，基础设施造就的超大规模统一大市场，是中国企业家善于做大、做强的制度因素。

“规模”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只用一句话总结什么是新经济，这句话很可能是“规模收益递增”。A经济体的规模是B经济体的5倍，A经济体内新经济公司的收益（市值或估值），应该是B经济体内同类型公司的5倍以上，甚至远高于5倍，即是说，收益（估值或市值）的增速高于或远高于规模的增速。一个经济体越呈现互联网特征，越呈现新技术特征，这一趋势就越明显，其规模就越重要。

美中时报： 为什么一直强调中国企业家要有外部视角、要有新的国际观？

傅小永：ChatGPT出现后，国内都在讨论新的技术观，但对企业家群体来说，新的国际观可能更为重要。一位经济学家朋友经常开玩笑说，现在中国企业家要做的最重要战略决策，是给自己休个假，来趟欧美深度自驾游。

不是自驾游布鲁塞尔或洛杉矶，而是深入欧洲的失落区或美国中部“铁锈区”，在夜间找一家酒吧，来两扎啤酒，观察人们脸上落寞且无奈的神情。自驾游越深入，越可能对如何拉他们的订单，甚至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国际化以及对过去几十年迅猛的全球化，都可能有新的认识。

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能力、供给能力不变，但需求因各种因素转移了，所以（外向型）企业家需要满世界拉订单。相信这趟深入的欧美自驾游，能恢复企业家群体的警觉，在更周全的信息下做决策。

美中时报：这一国际观的新意是什么？

傅小永：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像过去几十年的中国这样如此受益于全球化。这一迅猛的全球化，势必带来活力和利益的重新分布，势必有些区域被剥夺和抛离了。某一类型的经济学说，所有人都会受益于全球化，但现实总是打脸这些黑板上的经济学。自然的，先是拥抱、继而怀疑、然后抵制这一进程。若全球化连同理心都不能带来，那么还有谁会支持全球化呢？

一句话，外部世界对中国正在尝试一种新的定价策略。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企业家首先感知到了这一策略的凌厉。

与其指责，不如自省。中国企业家既希望继续改革意识形态里和企业家精神不相适应的部分，不断释放企业家才能，也希望继续开放，给外部世界以更多的宽容、平和和同理心。毕竟别人嘴上简简单单的“国际化”三个字，是他们一件件衬衫、一颗颗纽扣辛辛苦苦日积月累而来的。

（傅小永曾担任中国企业家论坛副秘书长、研究中心总经理、《亚布力观点》主编、光华智库CEO等职。2012年和同仁创办人文经济学会，并担任理事至今。曾主持、参与《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企业家精神和中国未来》等报告。报告在企业界较有影响，是企业家群体做决策的重要数据参考。合著有《寓言经济学》《企业家精神和中国经济》等。现旅居洛杉矶。长策智库顾问、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