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祁志祥的《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
祁先生在谈到思想史的研究时说:“……今天重写中国思想史,其叙述重点应当从‘物’转向‘人’,聚焦古往今来关于‘人’的思考,包括人的本性、人的作用、人的地位、人生意义……”在对于先秦思想史发展与内涵的梳理研究中,祁先生在对于诸多历史典籍的细致深入的梳理分析中,分析概括不同时期思想家的追求与表述,从而梳理出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历程。
在学界,祁志祥先生是一位兢兢业业在文学理论、美学研究领域执着探究的知名学者,他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起步,转入对于中国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出版有《中国美学原理》《中国美学通史》《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中国佛教美学史》《中国美学全史》等著作。在涉足“人学”研究出版《人学原理》《中国人学史》《中国现当代人学史》等著作后,他又将研究视阈投向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重写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2022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84万字的《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是祁志祥先生“重写中国思想史”的独特思考与呈现,在反思中探究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在求真里呈现有建树的探究,在立人中聚焦“人”的思考,致力于营构有思想的历史。
祁志祥先生的先秦思想史研究立意于学术反思。在其长期的美学史、人学史的梳理研究中,思考与发现诸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在对于大量的史料的分析研究中,祁先生敢于对已有的学术定见提出质疑,敢于对于学术权威观点的提出商榷。在该著的前言《中国思想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重新反思与构想》中,在对于一些哲学史、思想史著作的梳理中,提出了诸多问题与思考:认为夏商周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而非奴隶社会;启蒙绝非“五四”的专利,中国古代有着四次启蒙思潮;针对李泽厚将魏晋称为人的觉醒时代,提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第一个启蒙时代、人的觉醒时代;不满于思想史研究对于“五经”的遗漏,将“五经”归入周代儒经作专章研究;提出重写汉代至清的思想史,必须补上二十五史;认为儒道合一是汉代思想界的根本特征;提出逍遥适性的魏晋风度,也存在违背人性的反面教训;质疑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说法,提出隋唐宋元儒学、明清启蒙的概括;不满于以往哲学史思想史叙述的重点是“物”,认为重写思想史叙述重点转向“人”。祁志祥先生在反思中努力营构有思想的历史,通过对于诸多经史典籍的分析与研究,梳理出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脉络。上册上编“上古至夏商:原始思维中的神本思想”,梳理分析上古神话的架构与神本指向、夏商万物有灵与鬼神崇拜。上册下编“周代的思想启蒙:‘神本’走向‘人本’”,梳理分析周代封建制度特点演变、由“人”定“天”的特征、道德观念的丰富,梳理分析周代儒经的思想构成、周代史书的思想取向、儒家及其支流墨家的思想主张。下册分别梳理研究道家、法家、杂家、兵家、名家与纵横家的思想主张。祁志祥先生在立足于反思中,全面深入地梳理分析探究了从“神本”走向“人本”的先秦思想史,细致梳理分析各家思想的观点,营构具有创见的有思想的历史。
祁志祥先生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执着于学术求真。祁志祥先生在该著的《后记》中说:“这部《先秦思想史》中,我试图在继承现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调动自己的学术积累,以脚踏实地的劳动,求真务实的态度,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还原先秦思想史的真相,弥补原有研究的不足。”还原先秦思想史的真相,成为祁志祥先生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初衷和目的。在细致研读大量典籍基础上,推翻一些人云亦云的观点,提出其对于诸多先秦思想史发展的独到见解,呈现出求真务实的学术姿态与努力。该著的绪论《先秦古籍“伪书”说清算、正名及反思》,从汉墓出土文献为《晏子春秋》《文子》《鹖冠子》《鬼谷子》等8部先秦古籍正名,并努力摘去《司马法》《吴子》《周礼》《鬻子》等10部先秦古籍“伪书”帽子。在“上古至夏商时期道德观念及德治思想的萌芽”一章中,针对侯外庐、顾颉刚、郭沫若、晁福林等殷商无道德概念的观点,通过对《尚书》《史记》等历史典籍关于德治思想的记载,认为“从五帝开始到夏商时期,道德观念开始萌芽,德治思想开始觉醒,它们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却构成这个时期神本思想的有益补充,并为在周代上升到主导地位打下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祁志祥先生以启蒙视角梳理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通过对于大量历史典籍的分析,提出周代就出现了贵人轻神、以人为本第一次启蒙思潮,通过对于《左传》《尚书》《国语》的梳理,认为“彰显周代思想界‘重人轻神’‘重人轻天’的时代特征”。祁志祥先生将“五经”视为周代儒经,设专章深入分析:通过对《周易》的分析,认为《周易》“看是一部迷信著作,其实是一部渊源邃古、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从‘神道设教’走向‘人文’之道”。在研究《尚书》时,针对被清人视为“伪书”的《尚书》“晚书”,认为“其实在《论语》《孟子》成书前就已存在”,虽然《尚书》经过周人的取舍与编订,“也体现着周人的思想取向”,认为《尚书》反映的思想为“敬人贵天的‘民主’学说”。一般思想史著作都将《诗经》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祁先生认为“《诗经》在当时具有思想经典的价值”,真切反映了周人“重人轻天的时代特征”。“以往的研究差不多遗忘了《周礼》的思想价值”,认为“以‘得民’为标志的民本、仁政学说,是《周礼》安邦治国学说的关键”。祁先生将《礼记》“视为周代有关礼仪制度、礼教思想的论著选集”,通过对于《礼记》的分析,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在周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祁先生在对于周代史书的分析中,认为《国语》记录了“这个时期周代思想界的状况”,《左传》“反映了春秋时期周人轻神、礼德为重的思想倾向”,《战国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思想界的风貌”。祁志祥先生在学术求真的探究中,在对于历史典籍的细致研读中,努力还原先秦思想史的真相,呈现出独辟蹊径鞭辟入里的独到见识。
祁志祥先生的先秦思想史研究立足于立人的思考。祁先生在谈到思想史的研究时说:“……今天重写中国思想史,其叙述重点应当从‘物’转向‘人’,聚焦古往今来关于‘人’的思考,包括人的本性、人的作用、人的地位、人生意义……”在对于先秦思想史发展与内涵的梳理研究中,祁先生在对于诸多历史典籍的细致深入的梳理分析中,分析概括不同时期思想家的追求与表述,从而梳理出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历程。祁先生研究上古至夏商,分析原始思维中的神本思想,研究周代的思想启蒙,分析从“神本”走向“人本”的发展历程。祁先生分析孔子的人性论及其仁学谱系,梳理孟子的仁义礼智心所同然的人性论,分析荀子从“性恶”走向“性二重”的人性论,梳理墨子尊天事鬼、贵义兼爱、爱利万民的墨家学说。祁先生分析道家的思想主张:鬻子的自然无为与尊贤爱民融合的思想,老子的道生万物与至德去仁的精神,关伊子的兼融儒家以佛释道的追求,文子的清虚无为与道德仁义统一的思想,列子的贵虚持后重生轻利与杨朱的贵己为我恣欲肆情的主张,庄子的清虚平淡自然无为的性命之情,鹖冠子的尊天地、因势命、先人事的思想。祁先生分析法家的思想主张:商鞅的辟儒尚法、务农强战的思想,申不害的加强君权、尚法重术的主张,慎到的贵君依势、立公弃私的思想,韩非的以术驭臣、以法治民的主张。祁先生分析杂家的思想主张:管子的霸王所始、以人为本的思想,晏子的纳善于君、仁爱节俭的主张,尸子的儒主道辅、名法相融的思想,吕不韦的仁爱道德、博爱贵公的学说。祁先生分析兵家的思想主张:姜太公的文韬武略、全胜不战的思想,《司马法》的德治为本、战争为权的主张,吴起的文德武备、内修外治的思想,孙膑的顺天时、得地利、合人心的主张,尉缭的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的思想。祁先生分析名家与纵横家的思想主张:《墨经》的论名实、坚白、同异的思想,邓析的循名责实、依法治国的主张,尹文的因势利导、名法治国的思想,惠施的多维视角对立统一的辩证精神,公孙龙的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主张,荀子的所为有名、制名枢要的思想,鬼谷子的仁义之道、捭阖之术的主张。祁志祥先生在“人”的思考梳理思想家的思想与主张,在对于经史典籍的细致深入分析梳理中,努力回到历史原点,呈现先秦从神本到人本的思想史。
祁志祥先生以执着的探索精神独自开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已出版的这部先秦思想史研究著作中,呈现出祁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宏伟工程中的探索与追求,在发现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中进行学术反思,在对诸多经史典籍细致研读中努力学术求真,在不满于对“物”的研究中立足“人”的思考,梳理研究从“神本”到“人本”的先秦思想史,在反思求真立人中营构有思想的
历史。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驻院研究员,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创新团队成员。此文系作者在“重写中国思想史高端论坛暨《先秦思想史》新书发布会”上发言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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