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由北京市文物局出面组织的中国专家代表团一行七人朝拜了托普卡比宫馆藏的元代瓷器。要感谢此次活动的组织者蒋茜琦、袁山开夫妇，没有他们的不懈努力，此行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凡事要用心去努力，要有人敢于想，锲而不舍。去叩开托宫是一件事，今天中国要让元代瓷器重见天日，也是需要锲而不舍去做的一件事。

        此行汪庆正、李辉炳、刘新园三位是古陶瓷专业人士，我本人是作为美学史专家加入，我的任务是考察中西陶瓷交流史，当时本人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说是专家，也不为过。不过不是古陶瓷专家，至今也不想当古陶瓷专家，我的思想性专业比古陶瓷更适合我。当时古陶瓷方面我只是有若干年历史的收藏者而已。考察回来后，《收藏》杂志主编老杨追着向我要稿子，我与小蒋电话联系过，先发就先发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军事机密。没想到发表以后影响很大，不少人读了文章因此走入收藏元瓷之门，几年中因此成了元瓷收藏专家的不乏其人。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如中国的元代瓷器因此得福，我们要共同感谢的是《收藏》杂志，没有他们像逼债一样的催促，这篇文稿有得要拖了。2002年我调往上海工作，在北京那个风光无限的新闻发布会也无暇参加，遗憾地失去了一次认识古陶瓷界各路专家的机会。

        古陶瓷收藏只是我专业需要的一个延伸。在中国美学界，学理论的基本上与搞艺术实践的没有关系。有一次我与几个同伴参观上海博物馆，见到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其中考古专业的一人说来头头是道，而我这个美学专业的博士却是只能哑口无言，深感惭愧。想起读硕士时，到北大去见朱光潜先生，朱老说，搞美学的，一定要精通一门艺术，不会创作，搞鉴赏也行。只有对艺术实践有切身的体会，才会对美学理论建设有所建树，1996年开始，我接手国家九五重点课题《华夏审美风尚史》，这对学理论美学的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美学理论你讲得头头是道，来讲一回实际发生的美学看看？那时我有几年的收藏古陶瓷的历史，但其实不过是跑跑地摊，消遣玩玩，没当回事投入，属于“小猫小狗”阶段。但现在，工作需要你一头扎到中国的美学实践中去——对我来讲，古陶瓷当然是最好的领域了。它的一个不可比拟的优势是民间藏品多，而且你可能触摸到。作为艺术品，它是立体的，多因素的，工艺、绘画、质料……这一切都符合我的欣赏个性。而且，它还是可能增值的商品。对我们这些与市场无关的学者来讲，是有点吸引力的。

        说来也奇，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北京，元青花少得出奇。北京拍卖一个残玉壶春瓶， 18万，大家还应记得。我们一行到土耳其时，大家内心的神奇、紧张、兴奋之情，历历在目。元青花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太神奇了！现在国内突然冒出一批20年前就精通元青花的“收藏专家”，趣闻而已，花边类的，不足为论。此行中费伯良老先生是自己有元青花的大藏家，此行认识老先生，是三生有幸。我在他的寓所看到他的藏品，2001年左右吧，还不多，但2004年再去时，他的元瓷收藏与我的元瓷一样突然也膨胀起来了。

        从土耳其回来后，我有了一个“拖着一对元瓷找鉴定”的经历。

        2001年下半年，我出差到广州。在广州西关古玩市场，见到一对青花云龙纹梅瓶。你想想当时我的心情吧！元代瓷器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神奇！托宫里的大器我们是像对待神器一样去把摸的。我那时只有几件元青花小杯，小碗，是在各地地摊上淘来的，已得意非凡了。你瞧，这是一对高45公分的元青花龙纹梅瓶！美丽的蔚蓝色，湖绿色的底，那么明明白白的老胎……还犹豫什么！还好他开的价钱我买得起。我当晚几乎没睡觉，巨大的幸福感让我伴着这对龙纹瓶坐到天亮。回京后，我当时不像现在这么自信。我要别人承认。琉璃厂不是有鉴定的吗？我去了。一位老人家收了50元，就说开了：新的，你不信，找个人来看看。恰巧来了一位开古玩店的中年人，带着京腔，八丈远就说：新，处处都新，还说送给我都不要。老人家乐了，说，“你还不信，咱们打个赌，谁输了谁请客吃烤鸭。”我当然不信了，古玩城不是有鉴定的吗？找孙学海去——那时，我还不认识孙老。

        几天后，我去了古玩城。我先拿出一个20公分的元青花龙纹盘给孙老看，孙老一上手就连连说好，说这是元青花，我也有一个。问我多少钱买的，我说了。他说，我买的比你贵。我说，孙老我还有一对龙纹梅瓶，你要看吗？在哪儿？在家里。去！孙老招呼助手小郑，下午四点来钟，班也不上了。叫车就随我到了家。孙老反复看，反复抚摸。我的心提到了嗓子口，就等他这句话：“好！好！”当时我花的银子是一年的工资啊！不过孙老讲，别人会不认得，不怕，真品总有一天会出头的——这是我有缘与孙老第一次认识，今天，这对梅瓶已成了我认识元青花的每天可以触摸的标准器。

        故事还没有完。

        我初到上海，不明底里，以为上海的氛围与北京一样，有那么一帮朋友互相切磋高古瓷、元青花。某日，我邀上海和经过上海的几位外地行家来单位小聚，共同研究一下元青花。我以为只要认识老瓷，就不难认识元瓷，因为元瓷一般都是出土器。但结果令人失望。诸君不识元青花啊！我在文物报上发了一文，细说了这种社会现象。谁知，此文引来种种奇事。一是我徒增了许多冤家对头，二是引来了北京故宫里的人要见我的趣事。又是某日，一个平常工作紧张的日子，电话铃响了，是中国古陶瓷学会某副秘书长打来的，说是耿宝昌先生要见我，在国际饭店，让我带两件元青花过去看看。那时，北京一行正在上海参加“雍正九桃瓶捐赠仪式”。我受宠若惊，挑了两件自认为大开门的元瓷前往。两件元瓷，一件是红绿彩执壶，一件是青花八棱罐。那件执壶，上海的一位大藏家说“见了心要发抖”。到了饭店里，副秘书长抱歉地说，耿老被人请去了，不在国际饭店，我们看看吧！当时房里有北京的几位专家。我注意到了王丽英女士仔细地反复上手看，一言不发。一位在上海搞拍卖的老兄发言积极，连连说假。

        又隔了一段时间，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圈子里在传言许某人的东西都是假的，我也属于买了一屋子假货的人士。也因此，京城的几位朋友，包括宁志超先生，非要找机会到上海来看我的藏品不可，以释心中疑惑。我薄有收藏，不胜荣幸孙学海先生、董玉蓉女士、张寿生先生、赵根山先生、敖斯尔先生、王宗泉先生、华国良先生、吕济中先生、王菲特先生、陈纪平先生等都到寒舍小坐过，切磋元瓷，交谈甚欢。

        我唯一遗憾的是当时耿宝昌先生临时被人请去了，未见这二件元瓷，如果不是临时有人心血来潮邀请耿老吃饭，如果耿先生当时上手了，以他的威望和地位，说不定能因此提前改变中国元代瓷器的认识困境呢！我人也懒，几年中连近在咫尺，属一个工作系统的汪庆正先生都未去打扰，更不用说去北京打扰耿老了。俗话说：巴西一只蝴蝶翅膀的振动会在中国掀起一场暴风雪。一个小事件会影响一段历史进程，可见一斑。

        长期从事科研的人，有一股子学究气，科学家的思维逻辑与买卖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明摆着这是不被认可的元瓷，为什么我们不去弄清楚它？为什么不去研究它？它是国宝，为什么不去挽救它？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有兴趣的研究课题而已。

        它是什么？它有多少？这不过是一个实证问题。这是既有的事实，谁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只不过是人的认识。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挡我们去研究探知未知问题。它能卖多少钱？与我们的研究以及我们对真相的认识无关，它因此会得罪什么人也与此无关，让有关的人去有关吧！好在中国之大，谁也无法一手遮天。现在关心这个事业的，有文博界的专家、领导、有有远见的企业家、有众多媒体、有海外朋友、有出版社——还有一批已经收藏了元代瓷器珍品的藏友。五年来，本人和一批坚持弄清元代瓷器真相的朋友，受到过不堪入耳的人身侮辱，还有人警告要“砸饭碗”（还好没有人扬言要搞暗杀），还有人讽刺“要夺席权威”。认识元代瓷器本来是纯科学的事，现在会触动这么多人的神经，会让人暴跳如雷，这让人始料不及。这些人堂而皇之的一个理由是“你们为假货张目，售假贩假。”一些老实巴交的藏友，没经过什么大阵势，不知打口水仗的奥妙，只会申辩“我从来没卖过东西。”不必申辩，双方都不要套帽子。我手中的帽子大的很，比如“扼杀文化遗产”，“为走私大开绿灯”，“为拍卖黑市造势”，“内外勾结，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等。大家平下心来，谈谈元瓷吧！

        一个浅显的理由是：认假是容易的，一是出处明确：景德镇樊家井方圆十里地，小窑冒火的地方去找吧！二是路费不贵，你在云南到景德镇也不过几百元，付得起。三是可以亲自上手，反复研究，一手资料，“真品”无疑。你看熟了假货，与假货不一样的东西就可能考虑是真的，不是吗？

        我知道的几位大藏家都是十次二十次地去过景德镇“朝拜”的。他们的结论是：就是最好的仿元品，也就七八成，但价格惊人，不是一二千元能拿下的。本人在景德镇见到一件高仿小梅瓶，仿主得意得很，八千元一分都不降，而我看一眼新，白给也不要。不要迷信高仿能仿得与古人一样，这是既不熟悉真品，也未研究假货的人的恐惧心理的表达。

        三年前，在山东召开的民间收藏元青花大会提出中国民间有元青花时，石破天惊。当时民间有没有元青花是争论焦点。今天谁还公开说民间没有元青花？！有确凿的事实表明：元代青花瓷和色釉瓷产生的中心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福建北部、江西中部都应有窑址。据本人对民间收藏界的了解，元代不仅生产了非常精美的青花瓷器，而且还产生了非常精美的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白釉、紫釉、黄釉、五彩、琅华彩、孔雀绿以及色釉瓷加金器，绚丽多彩，争艳斗奇，蔚为壮观。元代瓷器是中国陶瓷艺术的高峰啊！对收藏界的一大批人来讲认识元瓷已不是难事，现在要研究的是元瓷的艺术性、文化内涵、元瓷收藏的全貌等问题。五年了，中国收藏界该进步了！我们不能老在真啊假啊的问题上反复循环了。五年前讨论真假是应该的，五年后还讨论真假，这3000多天你干什么去了？

        这是非常滑稽的社会现象，如果我是一个外国的旁观者，观察五年来中国元代瓷器研究上的进展，人家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中国人除了“真假”两字外，不会说点别的了？为什么中国人老识别不了元代瓷器？！你们在吵什么？为什么吵？元代瓷器复杂到什么程度，以至于比攻克一个世界级数学难题还要困难？（中山大学教授用几年时间攻克了世界数学难题）比建设青藏铁路还难？（青藏铁路建设花了四年时间）。

        其实，答案是明确的。答案在瓷外。本人在“中国文物报”上的一篇文章，尽情地申述了我的观点：民间收藏遭遇体制性瓶颈。

        试想：如果有一个负责的文物机构，敏感到了民间收藏的真相，它出一点点经费成立一个研究组，它用民间收藏的同样价格买一批样品，到香港、英国去做任何测试，再与农夫小贩交朋友，了解出土情况，甚至去掌握窖藏、窑址，再进行正式挖掘，公布于众。认识元代瓷器的真相，至于这么困难吗？

        好在艰险之途已见曙光，有消息说已发现元青花窑址，真相披露之日不会太远了吧！

        今年景德镇和上海都将召开元青花和元代瓷器国际研讨会，但愿两次会议能在元代瓷器的认知上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以顺广大收藏爱好者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