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兄的散文集《砚台的记念—听风庐随笔》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但它的出版却纯属偶然。
今年的7月18日，商丘师范学院《应天文化季刊》执行副主编常丽洁通过王增文兄（商丘师院文学院前院长）加我的微信,约我为她新创刊的杂志写稿。我顺便浏览了一下常丽洁的朋友圈，看到一篇“本刊特稿”《带病存在观》，作者“解志熙”后，甚感惊喜。
解志熙是我在河南大学的校友，也曾经是同事。论年龄我比他大，但论学龄，无论是本科、读硕还是攻博，他都比我早，所以他是学兄。1983年他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我本科毕业，分配到商丘师范学院（当时商丘师专）工作；1986年我考回河南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志熙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中文系任教，1990年志熙回河南大学中文系执教。他在现当代教研室，我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同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工作一年。1991年我考入中国社科院读博，毕业后留在北京。2000年志熙从河南大学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工作至今。二十多年来虽然同在北京，由于我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我俩联系少了。所以这次看到解志熙的名字倍感亲切。我先把《带病存在观》转发在美中时报网站和《鹰龙传媒》公众号，然后请常丽洁把我的微信发给解志熙，也请她把解志熙的微信推送给我。
就这样，我和志熙兄很快联系上了，并且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结束了我俩二十多年来未联系的历史。谈到《带病存在观》，志熙说，其实他并不想发这篇文章，他最想发的是一篇谈吸烟的稿子《抽菸谑谈录》，因为比较有趣味。他把这两篇散文都发给了常丽洁。常丽洁二者选一，发了《带病存在观》。志熙表示理解。我说，抽烟的稿子我们可以发。志熙很高兴，并说，这样的文章近年来还写了一些，加上其他文字结为一本集子，但并没有想到出版。我告诉他，美中时报还有出版社，可以出版。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传来了电子稿。这就是美中时报出版志熙兄这本《砚台的记念—听风庐随笔》的由来。
解志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学术新锐。1990年他刚获博士学位，钱钟书先生就在贺函中赞许说：“前读大文，高见新义，迥异常论，既感且佩。……欣悉已金榜题名，可喜可贺。不喜足下之得博士，喜博士中乃有学人如足下也”。此言不虚，上世纪九十年代，志熙就两次荣获文学研究界顶级刊物《文学评论》的优秀论文奖，新世纪初年并获“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
学术研究的价值当然在于提出新观点和新理论，但新观点和新理论如果没有充分的文献史料做基础，则所谓新观点、新理论就是浮沙建塔或无源之水。由于“文革”的破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材料有限，解志熙从读研时期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资料室，翻阅、摘抄民国时期的报刊，发掘了大量新材料，虽然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以理论思辨见长，但其新锐之说之所以能成立，还是因为有充分的文献史料做支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志熙率先倡导现代文学研究要坚持“古典化”的学术态度、要秉持“平常心”来做，新世纪之初更把“古典化”的学术态度落实为从“文献史料”做起，努力纠正理论话语先行的空疏学风。为此，志熙又用十年的工夫重读现代文学文献，发掘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现代文学文献，推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学风的改正，被学界公认为与华东师大中文系陈子善教授齐名的文献史料研究专家。正是在新发现的材料的基础上，志熙的现代文学研究才能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阐释，有理有据地推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尼采有一句名言：“重估一切价值”。经过“文革”践踏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作家与作品研究，也需要重新评估。解志熙走上学术道路之后，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任务。由于时间关系，我还没来得及阅读他所有的专著，仅就浏览他最近赠送我的《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和《寄堂丛谈——新文学论说集》来看，收入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无不具有新材料、新观点和新理论的特色，有些很具颠覆性，引起了学界的争鸣与反思。我的导师钱中文先生把学术研究分为三个境界：“跟着说”，“接住说”和“对着说“。“对着说”是学术研究中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创新。钱先生强调“学术看重的是独创，是学术个性，而不是重复。”显然，解志熙已从一位具有鲜明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学术新锐，转变成了一位在稳重中独立不羁、于宁静中深入致远的成熟学者。
黄河涛涛有源头，大树参天有深根。解志熙是如何攀登学术高峰的？这本散文集《砚台的记念》或许在无意中提供了可靠而且翔实的答案。
《砚台的记念》收入散文34篇，最早的写于2000年，最近完成的是2021年，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这些散文是作者在不同时期从不同侧面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进程的回忆与思考，所以各篇相对独立，但归结在一起又显现出相互联系的内在统一性。全书内容丰富，既有对家乡悠久历史、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艺术文化的记述，又有对祖父、父亲的深情回忆及对兄妹、妻女的亲切叙说；还有对老师同学、同行朋友的真诚怀念，也不乏对人生、社会、学术研究的深切感悟。文体上既有现代文、又有文言文，有的写得朴素自然，有的写得庄重典雅，有的写得幽默风趣，还插入了一些诗词、联语、碑文、书法等等。文中配有大量珍贵照片与书信手迹，增加了本书的历史感与文献价值。
《砚台的记念》可说是解志熙在不自觉中逐渐写成的一本个人成长史。他出生于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农民家庭。祖父是陇东老区环县最早的中共党员，曾经担任红区的组织委员，四祖父曾担任红区区长，不幸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父亲曾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优秀乡村教师，同时也是自己孩子的启蒙老师，对他们的教育抓得很紧。尽管家庭生活很困难，父亲还是让长子以下的五个子女都上学读书。解志熙是小儿子，自幼体弱多病，父亲对他格外关爱，“我的识字关、算数关，都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顺利过关”。解志熙“文革”时期上小学，就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会了用拼音识字。解志熙能写一手浑厚苍劲的毛笔字，也是从小得益于父亲的教导。解志熙至今保存的百年古砚就是父亲送给他存念的。由于家境贫寒，上初中的时候解志熙住不起学校宿舍，也交不起校外租金，父亲就带着解志熙兄弟在学校附近自挖窑洞，解决了住宿问题。高中阶段，解志熙利用课余时间，打短工挣钱买粮、交学费。1977年冬，解志熙高中还没读完，就考上了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次招生中全校以至全地区唯一被录取的应届高中生。时年解志熙刚过16岁。大学毕业后，解志熙回家乡当中学教师。一年半后，他先后考上河南大学研究生和北京大学博士生。回河南大学工作不久，刚满30岁被破格晋升教授，成为学科带头人，1997年牵头申报了河南大学首批两个博士点之一。2000年解志熙调入清华大学新恢复的中文系任教，又牵头申报了清华大学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点。一个人先后为两个大学牵头申报了博士点、建设一级学科，这在全国高校没有第二例。
《砚台的记念》也是一部解志熙的心灵史。这部著作不同于他以前的诸多学术专著，而是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其中不仅回忆了自己从一个偏僻乡村的少年成长为著名大学学者的道路，而且记述了一路走来的人生感想、酸甜苦辣的生活经验、在纷纷攘攘中自觉沉静的人生与学术定位。文革时期“我从小就不断目睹父亲一次次受批判，那种记忆真是铭心刻骨。同时自六七岁记事起，家里年年缺粮吃，甚至连吃糠咽菜也没有的事情也经历过。父母为此而熬煎的苦楚让我惨不忍睹……”，父亲的遭遇与家庭的贫穷成为解志熙刻苦读书的精神动力。“上了大学，学习几乎成了我的生活的全部。”至于谈恋爱则连“想一想的念头都觉得罪过罪过”。解志熙进大学第一天就暗暗给自己定下两条戒律，一直坚守至今：一、远离政治，从此之后绝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二、远离热闹，对任何出风露头的事情绝不参与。这两条戒律还影响了他的大学老师——他的现代文学启蒙老师支克坚先生问他：“我的省社科院院长快届满了，省里还想让我继续做，你的意见呢？”解志熙毫不犹豫地说：“别干了！您做了院长，官大概也当到顶了，可是做这样的学官于世无补、于己有损，有什么意义呢？您本是个非常好的学者，十年院长整整耽搁了十年学术，我作为学生，最望于先生的还是多写几篇文章、多留几本书，而不是当什么院长、校长的。”解志熙一直没有任何学术与行政、社会职务，唯一的清华中文学科“带头人”之职，也在博士点批下后坚决辞去，他坚决不介入系务管理工作，一心一意埋头读书、从事学术研究。这在全国高校恐怕也是罕见的。
《砚台的记念》又是一部解志熙的感恩史。感恩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解志熙是一位知恩感恩报恩的学者。他的成长当然离不开自己的刻苦努力、孜孜追求，但来自亲人和师友的影响、帮助、扶持也是必要条件。家庭是人才成长的第一所学校，《砚台的记念》中有相当的篇幅，记述了祖父、父亲、大哥等家中亲人对解志熙的影响。但人的成长、成才、成功，最重要的基地还是学校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硕士生、博士生，解志熙接受了完整的学历教育。一路走来不免偶遇坎坷，但总的来说，解志熙是时代的幸运儿，受到了许多好老师、好同学和好同行的帮助。这方面《砚台的记念》有着详细的记述。在本书中解志熙重点回忆与感恩的是两位老师。一位是大学老师支克坚，一位是硕士导师刘增杰（也是我的恩师）——关于其博士导师严家炎先生，解志熙也写有文章，不过更带学术性，所以没有收入本书。
支克坚是解志熙大学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发现解志熙学术潜能的第一人，正是在支先生建议与帮助下解志熙才报考了研究生。后来，“我与支先生成了学术上的同行，也差不多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的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和胸怀坦荡的人格精神，对我的影响至为深刻，所以我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的后记里，毫不犹豫地把支先生写在了我所感谢的师辈的第一位，我的另一本著作也请他作序、以为存念。”我在《考文叙事录》一书的扉页上发现，此书是解志熙敬献给恩师支克坚先生的。其时支先生刚病逝，可见解志熙对支先生感情的真挚与深厚。
刘增杰先生是被解志熙称为“推着”他前行的老师。“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其实是被刘先生‘推着’一步一步走向学术‘前沿’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时，刘先生鼓励解志熙大胆创新，不要“走老路”。论文完成后，核心部分被《文学评论》采用，“那在当时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喜事。”“而且“通过整个选题、写作、修改的过程，让我学会了怎样从事学术工作、找到了学术上的自我、获得了学术上的自信。”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刘先生已将解志熙考博的推荐信寄往北京；博士毕业回河大后，刘先生推荐解志熙破格晋升教授；申请博士点，刘先生推荐解志熙作为学科带头人牵头申报；后来刘先生为了解志熙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前途，主动“放飞”他到北京，让他走自己的路。解志熙在《“导师”的意义——刘增杰师八十华诞感言》一文中深情地写到：“我自二十二岁认识刘先生而至于今，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如果没有先生始终如一的善意扶持，则我肯定不会这么平安顺利地度过，那是可以断言的。”
古人云：“文如其人”。作为第一读者，我阅读《砚台的记念》感受尤为亲切和深切，仿佛坐在志熙办公室里与他聊天，听他平和论说，娓娓道来，使我增加了对这位学兄的多方面的了解，弥补了我们二十多年未见面的缺憾。不难推想，如果是莘莘学子，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以至于青年学者、年轻博导，尤其是现代文学研究者，阅读此书必将会获得更多的启迪。
（作者系美中时报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