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四次启蒙的全新把握为指导，将先秦视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 启蒙时期，展现了先秦思想史从殷商之前的“神本”到周代“人本”的转变，雄辩揭示了周代创造的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轴心文明”。

作为笔者提出的“重写中国思想史”的开篇，《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学科归类是靠得最近的中国哲学。全书分上下册精装出版，84万字，体量是现有同类著作中最大的，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读完的。于是有朋友问我：这部书与众不同的最大创新之处在哪里？的确，这是值得简要说清楚的，以便读者看官决定是否花精力去看，同时懂得怎么去看。

首先，本书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四次启蒙的全新把握为指导，将先秦视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启蒙时期，展现了先秦思想史从殷商之前的“神本”到周代“人本”的转变，雄辩揭示了周代创造的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轴心文明”。先秦思想史的发展演变是渐进的。周代人本的觉醒和道德观念的繁盛不可能横空出世，突然降临，在殷商之前的神本主义时期就有道德观念的萌芽。三皇五帝以及夏禹商汤就是上古以德著称的圣王。“立君为民”“天下为公”就是关于上古圣王历史传说中的道德元素。道德观念在上古至夏商客观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它们构成周代道德文明不可或缺的思想传统。因此，从顾颉刚、侯外庐、郭沫若到当代的晁福林等人认为殷商（包括此前）无道德概念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如果这种根深蒂固、似是而非的成见不打破，将无法理解尧舜禹汤的道德传说，也无法理解学界公认的上古帝王选贤与能、主动让贤的禅让制。与此同时，在周代人的觉醒和道德繁荣之下，神灵观念依然大量存在，并融汇在祭天、祭地、祭祖的祭礼仪式中，尽管神灵的地位不像以前那么高了，“人”走到了世界的中心，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神，所谓“惟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们普遍认识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吉凶由人”。这是殷商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所以说，从张光直到葛兆光等人提出的“殷周文化一体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也是本书不能同意的。倒是王国维、冯友兰、彭林等人强调殷周之大不同，周代与前朝的根本区别是德治地位的提升和“人之发现”，有先见之明，可作为本书观点可以继承、互证的成果。

其次，由于将先秦时期定位为从“神本”思想到“人本”思想的转变时期，于是，原来从不入史的上古神话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进入了中国思想史的撰述之中。过去，神话只有在民俗学、神话学或文学艺术史的著述中才有地位，在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思想史著述中因为荒诞不经、不可验证，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而在本书中，与三皇五帝等历史人物纠缠在一起的神话传说和关于自然神、祖宗神的神话恰恰是上古至夏商万物有灵、神本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据。而且，这些神话传说中潜藏着道德意识的萌芽，神话中的主人公无一不是造福天下、扬善惩恶的道德化身。这也为周代道德意识制度化、道德概念丰富化的质变和飞跃奠定了思想基础。于是，在神本德枝的注重与兼顾中，本书上编《上古至夏商：原始思维中的神本思想》设《上古神话的完整架构及其神本指向》《夏商时期的万物有灵与鬼神崇拜》两章，系统剖析和阐述上古创世神话、历史神话、英雄神话、图腾神话以及殷墟卜辞记载的祖先神祭祀、自然神祭祀中的神本倾向，并设《上古至夏商时期道德观念及德治思想的萌芽》一章，对神话、祭拜中的道德观念和德治思想的萌芽加以补充阐释。

再次是对上古至夏商周政治体制及其社会形态的独特划分。政治体制及其社会形态是决定这个时代思想状况的极为关键的因素。与传统的远离实际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分法不同，本书正本清源，回归先秦典籍记载的实际，将以三皇五帝为标志的上古时代定性为“公天下”时代，将夏商周定位为“家天下”时代。“公天下”时代“天下为公”，“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不是君主“一人之天下”。君主出于为人民主持公道、兴利除害的需要，由人民推举产生。君主尽心尽力地为天下人服务，不敢有“私天下”之心，随着所辖“天下”方圆的扩大，实行与各地氏族部落首领共治天下的“氏族封建”政治体制。君主之位的传承按照“选贤与能”的原则实行“禅让”。夏禹传启，是“天下为家”的开始。自此，社会进入“家天下”时代。夏商是氏族方国诸侯的联盟体，在保留原来异姓的“氏族封建”体制的同时，分封王室同姓子弟为诸侯国君，天子及诸侯国君地位的传承采取世袭制。周朝建立健全了宗法制，扩大了对王室同姓子弟的分封，将异姓的方国诸侯统统纳入天子一姓之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形成“宗法封建”的时代特征。同时保留着天下共和的传统理念，具有与诸侯国君分治天下、诸侯拥有很大自治权的政治分权特色。于是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国语·周语》）政治分权的封建制为西周的言论自由、东周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是对周代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充分肯定。周代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班固说：“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其势然也。”然而，学界对周代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显然重视不够。中国思想史只讲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辉煌，不提西周的思想贡献，实在是巨大的疏漏。周文王、武王替天行道，周公制礼作乐，成康敬德保民，邵公鼓励民言，都是西周宝贵的思想财富。西周重人轻天、以民为本、仁政为上的思想主张，集中记载在《尚书·周书》《周礼》《诗经》《国语》中。《尚书》中的古文篇章在后世常被疑为伪书，《周礼》也被疑为后人伪托，在我看来这些疑伪实在值得被再怀疑。古文《尚书》包括其中的古文《周书》中的许多文句，我们在《论语》《孟子》这些春秋战国时期的子书中常可见到。《周礼》在中古之前，所有的大注家都不怀疑是周公所作，疑伪是自以为高明、以学问为矜夸的唐宋以后学者的事，并不可信。今天我们研究周代思想史，不能忘记西周，不能抛弃《尚书·周书》《周礼》《诗经》《国语》这几部硕果仅存的文献。而且不能忘记，正是西周文、武、周公、成、康之治，奠定了整个周代敬德保民的仁政传统、价值标准和封建分权的宽松思想环境，催生了东周时期“百家争鸣”的“轴心文明”，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启蒙时代。周代创造的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博大、丰富、深邃的“轴心文明”，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后世中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想资源。本书将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时代上推到整个周代，是对李泽厚提出的“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时代”观点的有力矫正。

五、超越现有先秦思想史大多局限于东周诸子研究评述的现状，将专章研究评述的范围拓展到六经和史书。“六经”的概念在《庄子·天运》和孔子弟子的《礼记·经解》中就出现了。被皇帝钦定为“经”虽然是汉代的事，但六经或五经这些典籍在周代思想界的经典地位是不应被否定的。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荀子》提出过“宗经”主张。

由此出发，本书特辟《周代儒经的思想构成》一章，对《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以及包含《乐记》的《礼记》的整体思想加以专述。现有的思想史是将史书排除在外的。其实由《春秋》开辟的中国古代史书不仅在叙事记言的同时寄托着史家的褒贬好恶，反映着主体的思想意识，而且其叙事记言也是那个时代思想状况的有力证明。所以本书另设《周代史书的思想取向》一章，对《国语》《左传》《战国策》三部史书记录的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状况和左丘明等人的思想倾向分别给予专析。本书不仅在周代经、史思想研究方面有填补空白之功，而且在诸子研究方面也搜罗务全，大大拓展。如在儒家诸子思想一章中增加了《孔子家语》《大学》《中庸》《孝经》专节，在道家思想主张一章中增加了《鬻子》《关尹子》《文子》《鹖冠子》专节，在法家思想主张一章中增加了申不害、慎到专节，在兵家思想主张一章中增加了《太公六韬》《司马法》《吴子》《尉缭子》专节，在杂家思想主张一章中增加了《晏子春秋》《尸子》专节，并将《鬼谷子》所代表的纵横家与《公孙龙子》所代表的名家代表也收入评述对象范围。所有这些努力，就使得本书对于周代思想史的研究评述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堪称反映周代思想史八百年发展历程的百科全书。

七、历史为经，逻辑为辅，以论导史，以史证论，致力打造“有思想的历史”。这就使得本书虽然以历时的叙述为经，但并非历史人物、著作的简单堆砌，而是每一个时间段以逻辑、主题归类，在与时代思想特征的照应顾盼中定位评述对象，在对研究评述对象思想要点的逻辑转换中挖掘其前后关联，努力揭示其思想系统的有机联系。这就使得本书各章节充满了笔者的独得新见，从而作为饱满的单元，得以在《学术界》《学习与探索》《清华学报》等全国各地的名刊上发布。（《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祁志祥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定价260元）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