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段在改革开放催生、推动下的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美好时代。《钱中文祁志祥八十年代文艺美学通信》给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份独特珍贵的私人档案。该书的核心构成是青年学人祁志祥与长辈学者钱中文先生其时的几十封学术通信以及祁志祥教授添加的、将这些通信连缀起来的背景交代文字。该书不仅记录了两代学人在那时的文化语境中对一些重要文艺美学问题所作的探讨、提出的见解，也保留下了他们关于学术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以及年轻学人如何一步步走上学术产出台阶的方法、策略、门径等种种问题的思考和尝试。本书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民族文化与人类精神“薪火相传”这一恒久愿景在当代学人之间真诚践行、齐心演绎的样本。
这些通信中的第一封信出自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基层中学从教不久的青年人祁志祥之手，其时他已经对从事学术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可能是那个时代具有上进心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尤其是作为时代幸运儿的大学生们常会产生的精神追求的一种。但考虑到学术的特殊性和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有勇气舍得拿出微薄工资一口气订阅《小说选刊》《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文学研究资料的年轻人应该终归为数寥寥。而祁志祥就是这样的一员。无疑也正是因为对学术的近乎狂热的追求，促使他在读了《文学评论》上一篇钱中文先生的文章、获得教益和启发、进而产生敬佩之情之后，主动热情地根据文章上所附的作者通信地址勇敢地去信钱先生讨教学问的同时，请求钱先生对自己随附的文稿给予审阅、指点和推荐。让他惊喜的是，他的这一大胆尝试之举得到了钱先生诚恳、耐心的回应。由此，一场持续近六年的学术通信在两位素未谋面、毫无关系而且所处学术地位、学术环境悬殊的跨代学人之间郑重地展开了。
今天我们阅读这些书信以及这些书信背后简短的背景交代，不禁为青年祁志祥对学术的那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真情、执着和甘于为之吃苦、忍受当下寂寞的志气、精神所感动。通过这些通信和连缀文字，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祁志祥为了走上学术道路、进入学术事业的堂庑，总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搜购书籍，向母校、朋友辗转借阅，包括与钱先生建立通信联系后一再地、几乎是不吝“难为情”地向钱先生提出讨书、代买图书的请求。得到这些书籍之后，他又总是迫不及待、毫不松懈地抓住一切空隙去认真地阅读、钻研，并将自己得到的启发、筛选的资料不断地记录下来，进一步酝酿、生发、展开为有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心得、新见的学术文章。从他这些文章、论题和成稿字数等信息来看，是要花费大量心血和时间的，包括他写给钱先生的书信都不是只有简单的礼貌寒暄和事务交代，而一般总是包含着学术问题、学术活动计划的阐述和讨论，这也是要花费较大量的时间的。特别是，作为中学老师，祁志祥当时负担的教学任务不仅很重而且他自己对这些任务不仅从不敷衍且向自己有极严的要求。因此，这几方面因素结合起来，不难想见他当年追求学术、追求事业有成的志向该有多么远大、深切，同时也吃了多少常人难以吃得消的辛苦。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祁志祥教授这些书信无疑为他今天之所以能取得如许的学术成就也做了一个朴素、有力的注脚。
人们常常以“薪火相传”一词形象地描绘思想与学术在一代代学人之间相传相承的壮美景象，特别是凸显老一辈学人将真理之光、求真精神和智慧创造无私地、庄严地传递给下一代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
这些学术通信的发起者、主要推动者是祁志祥，但这些学术通信和学术交往的核心或决定者却应在钱中文先生。在一封封信中，祁志祥求知的意愿、请求在学术上予以提携的渴望，特别是想借助学术发表的成功改变自身现实处境、抵抗来自世俗的压力乃至获得个人人生大事的完满推进的迫切期待，在这些书信中一再地、恳切地表达出来，因此这些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通信其实是大大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的范畴，而且承载着一个年轻人的事业、前途、婚姻、家庭等种种重大问题。钱先生针对这些字里行间写满了重重责任负担的“学术”通信，作为一名正值自己研究工作处在争分夺秒出成果的人生阶段、同时肩负着一门重要专业的国家级重要研究机构和全国相关专业的学术事业在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谋求大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的盛年学者，该有多少重要事情要去应对——这从信中钱先生具体述及的事务中就可以窥见，然而对这样一位与自己既不沾亲带故更无利益关联、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地青年学术追求者，钱中文先生给出了坦诚、耐心、细致的学术指导、精神鼓励和买书寄书、荐稿等等事务上的慷慨帮助。在钱先生为这些书信结集而成之书所写的序言中，先生坦率地写到：“祁君开始以请教的名义请我帮他看看稿子，提提意见，骨子里是盼望经我推荐发表作品。……我改了一篇论文他又寄来一篇论文，甚至还寄来电视剧本，弄得重务在身的我有点喘不过气来。”钱先生在序里说得明白，祁的来信不仅有学术的内容要指点，另外还有“非分”之“请”，可以说我们读这些书信就会感到先生有十足的理由随时可以对这些来信置之不理、终止这种通信交往。然而先生却从未在信中做出过这样的表示，没有流露过“难以招架”的不堪，而且在书信往还的处处都表现出耐心、谦虚、和蔼、亲切的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仁者态度。其时钱中文先生年在五十左右，一堆的事情在天天等着去做，不时还累得陷入疾病相袭、工作积压的窘境！
今天我们看，四十年前、20岁出头的祁志祥，即能就文学艺术理论中一系列重要命题展开研究、付诸文字而表达为学术论文并得到钱先生的正视，这个学术基础和起点事实上应该是超出了一般的同龄大学毕业生的。他的论文习作，能经得起事务繁忙的钱先生每每细读两遍或以上，并郑重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向学术期刊推荐，显然也表明了它们虽尚需进一步雕琢，但也是一定程度的“浑金璞玉”而非完全粗糙浅薄的一般劣石。事实上，这些文章虽然没有在钱先生的直接推荐下发表，但它们在随后不远的几年都一一发表在正式的、乃至重要的学术刊物上，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证明。而在与钱先生的通信中，祁志祥也不时跳出自己的论文或研究问题而针对学术界的新问题以及钱先生的研究课题大胆给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些看法和建议虽然不都是成熟的，但也绝非不着边际或是班门弄斧，今天看来也往往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的。在与钱先生的这些通信交往的后期，祁志祥在给钱先生的信中针对当时美学界不少大家的美学理论主张，给出了不少大胆而且包含创意的观点，他在对当时中国各大美学家的观点纵论一番之外还评点了一些西方美学家的观点，最后提出：“我以为把美区分开来研究是好的，更高的哲学概括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这几种美的划分又不只是从形态上，而且是从产生美的原因上去划分的，想要在这些原因各不相同的美的现象中寻找一个统一的原因，这在逻辑上是否可能，是大可怀疑的。于是问题产生了，要不就只承认客观的形式美是美，其它都不是美……”。在祁志祥的这些通信中，像这样的具体的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是比较多的，他那时的好多看法即就是出自一个成熟的学者笔下，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深度的。另外，除了他的论文不说，单从祁志祥的这些当年出手的书信而言，他的文字也是颇为成熟的，词汇之丰富、语言之凝练、句法之时有新变，都可看出他早年的人文修养是很扎实的。从信中对钱先生的称呼、信的格式的处理等方面来看，这些信都既合规矩、又时时不拘一格、别出表达，通过这些细节我们既可以看到祁志祥当年渴望“贵人相助”的迫切、对钱先生的崇敬，也可看出他的“恨不得掏出心来”的焦灼以及担心自己的请求是否能够如愿乃至与钱先生的关系是否会因自己的“造次”或钱先生的不胜其烦和忙碌而中断的忧虑，等等。而我们通过这些表达形式的变化、措辞的翻新，也能进一步窥见祁志祥当年语言文学研究基础的扎实、头脑的灵活。
一言以蔽之，祁志祥和钱先生的这一段传奇般的学术交往，钱先生对青年祁志祥的耐心接纳——乃至欣然留他在亲戚家过夜、如亲人般“忘年”抵足而眠、悉心指导、倾力提携、无保留地始终鼓励，并不仅仅基于一般的道德上的助人为乐、无私相助，事实上也是有着内在的共同的“学术语言”的支撑的。今天，钱先生著作等身自不必说，祁志祥教授也在美学和文学理论上自立新说、独立完成了多种学术著作。他的这些萌芽于与钱先生通信的重要成果也得到了钱中文先生的充分肯定：“他曾在给我的通信中提及想用中国古代文论材料写一本中国古代文学原理著作，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1993年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即实现了这个夙愿，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十多年后该书被选为‘十一五’国家级指南类高教教材（改名后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2008年，祁君仍然凭个人一己之力，出版了很有特色的《中国美学通史》三卷本，并获得重要奖项。最近又增加了第一卷和第五卷，合为五卷本《中国美学全史》……在美学理论上，他还完成、出版了新美学原理著作《乐感美学》，自成一家，极为难得。”因此，他们今天的学术成就也在为他们之间似出偶然的交往传奇反过来显示着更深刻、内在、合理的印证。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原文6000多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