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庆祝钱中文先生90华诞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钱中文文集》。其中第五卷收录了钱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作为商品的艺术》出版时所做的序《艺术不仅仅是商品》。这不禁使我的思绪回到当年的西八间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想起了钱先生给我们上课，特别是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当时，钱先生提出的许多意见与建议，不仅对我博士论文的写作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成为迄今我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和写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商品的艺术”，是我博士论文中相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论文的标题过长，出书时，为了简洁，使用了这个书名。

        当时，我报给钱先生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已搜集并翻译了一些有关阿尔都塞的英文材料；进社科院之前，已在《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发表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钱先生听后说，阿尔都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国内现在已经有了介绍，李泽厚也有研究，你能超过李泽厚吗？

        显然，钱先生对我的论文选题方向有充分的考虑。他看着我，停了一会儿说，现在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文艺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艺术商品化现象。一直以来我们强调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怎样看待这一新的艺术现象，理论界还很少关注。学术研究要有“前沿性”的问题感、现实感与时代感。当然，艺术商品化现象，在国外已经经历了几百年，但在我们国家尚是新课题。建议你从国外着手，探讨规律性的问题，为我国艺术商品化发展提供借鉴。正是根据钱先生的建议，我放弃了原来的想法，重新确立了博士论文选题：《经济转型期的艺术商品化问题——国外艺术商品化历程探索》。这个标题也是钱先生提出与确定的。

        钱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曾说，“我是个真正的后知后觉者”。他是留苏研究生，1959年回国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8年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遇上所谓“反右倾"与反修运动，曾根据上级的指示写过批判文章。“文革”时期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发配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反革命”的帽子直到1978年才被摘除。“我曾是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又是受害人。”文革结束后，钱先生经过四五年的反思，反省旧有的文学观念和文风,努力消除自身所受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完成了从“非人”到“人”的转换。

        钱先生对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有着深刻的感受与反思。他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导致文学理论失去了主体性，沦为政治的附庸。据钱先生介绍，这种做法主要学自苏联。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征圣”、“宗经”思想盛行。一个政治领导人上台，理论家们总要蜂拥而上，为之歌功颂德。开头是出于爱戴，以后就变为习惯动作，并成为一些文人求荣求发的捷径。文革时期，这种“征圣”“宗经”行为在我国达到顶峰，对学术危害极为严重。钱先生勇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个人迷信思想，终极真理思想，使我过去在人格上形成了盲从与依附的致命弱点，人格不过是个依附的人格，不过是个单纯的工具与符号。”他告诉我们，这块古老的东方的封建主义土壤，仍然肥沃得很，不断产生着“文化大革命”的细菌和动因。因此，他不断提醒我们，学术研究一定要避免这种“文革遗风”。

        钱先生倡导独立自由的学术个性。他坚持认为，学术研究应该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坚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告诉我们，学术需要说出真话，不说假话，使真诚融入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之中，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具有独创精神的原创性的有价值的文化产品。他特别推崇苏联著名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强调学者要坚持自己的声音，坚持自己具有原创性的观念：学术上的真知灼见，可能常常会被时尚视为异端邪说，这时作为有学术个性的独立人格的学者，就要能够坚持己见，忍受精神的歧视与寂寞，以至生活清贫，甚至生存也难以维持。但他们会克服一切困难与折磨，从而超越它们，坚持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著述不能出版，就把它们束之高阁，而安之若素，这就是巴赫金的精神写照。其实，这也是钱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理论感悟和人生追求。他本人是巴赫金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自然也希望他的学生这样做。

        独立自由学术个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致力于理论创新。钱先生将学术研究分为三个境界：“跟着说”，“接住说”和“对着说“。钱先生认为：“跟着说，主要是重复别人的观点，或者只是热衷于介绍别人的观点；或者跑马圈地，以外国人的时尚观点为自己的观点，成为外国学者的信徒，却不具有自身价值，这是学术中的初始境界。接着说，主要是根据别人提出的话题，接下去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见解，已是不错的了，但尚未形成自己的问题与见解，这是学术中的身临其境的开始。对着说，表明已有了个人的独立的学术见解，可以在学术上进行真正的平等的对话了；已经有了自己的问题与观点，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更高境界。这可以算做学术研究的三个境界了。”钱先生强调，“学术看重的是独创，是学术个性，而不是重复。我不再跟着说、接着说，而是努力去对着说。”“对着说”就是“理论创新”。

        钱先生经常对我们讲，理论研究要有新意，但不要耸人听闻。他对“新意”有着自己的解释：一是在文章中有无个人独创的观点；对文学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能否及时作出新的科学的解释。二是有无新的材料来说明问题；三是在某一问题上对前人的观点是否有所发挥，或有所辨正，等等。在文学理论研究中，进行体系的创造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在正确的文学观的指导下，在掌握丰富的史实和现状资料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阐发，也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是钱先生自己理论实践的经验总结。他提出的“审美意识”“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现代性”“交往对话”“对话思维”“主导、多样、鉴别与创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等等许多命题、概念和理论以及提议组织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巴赫金全集”等等都是文艺理论领域里的创新，推动了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的变革与进步。他在《钱中文文集》后记中说：对于文论、美学的建设，我在文集里已讲了不少意见，原创与创新则是其主导精神。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以其高度科技与丰富的物质力量闻名于世，但也与其充溢着原创、独创的民族精神的文化创造一起昭示于世人。”显然，五卷本《钱中文文集》就是这种文化创造的理论结晶。

        当然，钱先生在给我们上课与指导博士论文时谈到的学术思想理论还有很多，但对我记忆深刻、影响至今的主要是这三点，我总结概括为“钱中文学术研究三性”，即，问题的前沿性，文品的独立性和理论的创新性。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经济转型期的艺术商品化问题——国外艺术商品化历程探索》就是在钱先生“三性”学术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艺术作为商品的存在，今天在我国早已成为常态，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1993年9月4日我在《文艺报》发表了《走向艺术生产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根据我国出现的新的文艺现象和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代趋势，对当时我国文艺理论的研究态势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严格说来这篇文章并不是我博士论文的组成部分，我只是在这个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研究的选题范围和基本思路。尽管如此，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重视。《文艺报》于九月中旬以“研究时代课题，深化理论探讨”为宗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艺术生产问题研讨会”，并专门开辟专栏，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1994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艺术生产论”讨论综述》。1994年3月23日，我在《中国文化報》发表了《金钱与艺术：市场中的欧美作家》。这篇文章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第四章压缩而成，发表后引起了《哲学研究》的争鸣。

        我的《经济转型期的艺术商品化问题》是我国第一篇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艺术商品化现象的博士论文。论文以国外艺术商品化历史为背景，对当时我国出现的艺术商品化现象进行客观探讨，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新的材料，新的视角和新的论点，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文艺理论变革与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因此，论文完成后得到钱先生的高度评价：“张来民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富有现实意义，理论难度大。它以极为丰富的、富有说服力的材料，梳理了西方艺术商品化的历程。作者观念新颖，论证可信，表现了勇于创新的勇气，对于改变一些传统观念，具有启发性意义。”

        钱先生常说：“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我的博士论文送给业界权威专家鉴定时我有了亲身体验。童庆炳：“选题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论题难度大，表现了作者的学术勇气。”陈传才：“作者几乎在没有任何现成材料的条件下，多方收集、整理和开掘，而完成对国外艺术商品化历程的描述、分析与总结的。这是对这一理论空白的开拓性建设，本身就具有创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刘烜：“作者关心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理论问题，表现出理论上的热情要和勇气。”吴元迈：“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张来民同志的博士论文以探讨和研究艺术商品化为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迫切的意义。”杜书赢：“作者竖起了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中国目前文艺上新出现的种种性状。中国目前在最需要这类理论文字的时候，这篇论文出现了！无疑，他填补了一项理论空白，因而可喜可贺！”王善忠：“论文有新意，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对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文艺创作及其产品流通，有着重要的参考、启示意义。”可以想象，假如我坚持阿尔都塞的选题，无论写得再好，无非是为文艺理论界增加了一篇介绍性文章而已，不可能取得现在的学术成果。

        毕业近30年后，回忆当年研究生院的学习生活与钱先生对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即三年的博士生生活，不只是读书学习、增长知识，实质上是学术品格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十分遗憾，博士生毕业后我没有再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而走上了新闻出版道路至今，但是钱先生提出的学术研究“三性”是与新闻出版相通的。无论是策划选题，深度报道、新闻评论，还是组织图书出版、研究报告，问题的前沿性，文品的独立性与理论的创新性，一直是我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

        十年前，钱先生80寿辰时我撰写了祝贺文章：《钱中文：时代呼唤文艺理论不断创新》，文中引用了他关于知识分子的理念。其实，这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使我深受教益，也成为我毕业后的人生追求。今天在祝贺钱先生90岁生日之际，我再次引用，作为本文的结尾，与同学和同仁共勉：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来说， 他应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有着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还应是一个具有血性和良心、怜悯和同情的人，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