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钱中文先生90岁华诞之际，黄河科技学院特聘教授鲁枢元先生在他题为《大中至正温文质方——我心目中的钱中文老师》回忆文章中显示了一张钱老师给他绘制的家庭位置路线图。这张路线图鲁枢元珍藏了35年，最近原件捐赠给了中国社科院大学图书馆。馆长周军兰表示：这张难得的“导航图”和它背后的故事，我馆一定珍而重之，妥善展示。
鲁枢元回忆说，1987年初夏，我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讲授文艺心理学，童庆炳老师转来钱中文老师的信，邀我到他府上坐坐。钱老师怕我不认路，特意在信中画了一幅地图，仔细地绘制出他家的位置，并且用红笔标明最便捷的路线，还交代我“骑自行车最方便，20分钟就到”。待我走进他家时，钱老师不在，夫人赶忙将他从楼下院子里喊了回来。当时我很有些拘谨，钱老师并没有把我当外人，亲自为我端茶倒水，问我近来的写作计划，顺便还谈及当时文坛的局势。鲁枢元强调，“知遇为恩，终生不忘。”
以下是鲁枢元回忆文章全文：
我第一次见到钱谷融先生是在1979年，记得当时曾经向他说起：你们钱家在文论界怎么出了这么多名人？钱仲联、钱杏邨、钱钟书、钱谷融，还有钱中文。这说明当年我还在学术界的大门之外逡巡张望时，钱中文老师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文化名人了。
1982年春天，在广州举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钱中文老师，并倾听了他的大会发言。
后来，与钱中文老师有了一些接触，我心目中便留下一个日渐清晰的印象：这是一位睿智、儒雅、谦和、方正的学者。同时，他也隐忍、宁静。
2017年鲁枢元与钱中文老师在华东师大会议中心
“宁静以致远”，宁静以致让他的生命健健朗朗度过了九十春秋，让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庆祝他的九十华诞，又为我这个七十开外的晚辈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江西万杉寺一位高僧说我祖上积德深厚，福报全落在了我身上。在大学教书不到5年，讲师做了3年半，就撞大运破格当上教授，一时间闹得风生水起。钱谷融先生说他是做讲师时间最长的教授，做了33年；我大约是做讲师时间最短的教授。好在我知道这完全是“新时期”文学的浪潮把我托举了起来，并没有得意忘形、自我膨胀。
我与钱中文老师实际的交往并不多，那是由于我自己的原因。
曾经听别人说起，钱中文老师有意将我调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来，他同时看中的还有福建的南帆。我受宠若惊，心存感激。大约是1987年初夏，我来北师大为童庆炳老师的研究生上课，童老师转来钱老师的信，邀我到他府上坐坐。钱老师怕我不认路，特意在信中画了一幅地图，仔细地绘制出他家的位置，并且用红笔标明最捷便的路线，还交代我“骑自行车最方便，20分钟就到”。
钱中文先生为鲁枢元手绘的路线图
待我走进他家时，钱老师不在，夫人赶忙将他从楼下的院子里喊了回来。当时我很有些拘谨，钱老师却没有把我当作外人。顺便谈及当时文坛的局势，他说，涿县会议他和吴元迈都不情愿去，然而又不得不去，明显地表示对这个会议的抵触。所谓“涿县会议”，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刚刚在涿县召集的一次号称“桃园结义”的会议，参加者均为文艺界、传媒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主旨在于继续坚持已经被中央喊停的“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上意见并不一致，会后受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批评。言谈中，看得出钱老师对中国文艺理论界面临的局面忧心忡忡，却又无力回天，这或许就是我感觉到的钱老师的“隐忍”。
钱中文老师提出的“新理性精神的结构”，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产生了普遍而重大的影响。我个人觉得，他的“新理性”与王元化的“新启蒙”可有一比，最初的“新启蒙”，也曾经被称作“新理性主义运动”。元化先生鉴于“五四”运动的启蒙任务未能完成，决心在中国补上这一课，在深化“五四”启蒙的精神内核“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上，发扬思想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钱老师的“新理性精神的结构”则是在矫正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偏颇的同时，肯定生命中感性的价值，肯定个人的、民族的生存意义，倡导通过交往与对话，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促成一种新型的、平等的独立的人格，建立一种健全的、和谐的文化。“新理性”实际上是要将二元对立、唯我独尊的启蒙理性改造为兼容并蓄、互生共存的后现代理性。他与童庆炳老师共同倡导的“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大抵也是这个思路，试图以审美感受渗透意识形态，以情感的介入、形象的呈现、个体精神的飞升来软化、美化意识形态的刚性内涵。在我看来，这对于长期以来占据中国思想界的“左倾”思潮是一种积极而又慎重的反拨与改良。钱、童的文艺思想不但得到中国文艺理论界众多学者的认同，甚至也得到当局的认可，因此便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流思想。
相比之下，王元化先生“新启蒙”的里程要坎坷得多，他的新启蒙后来发展为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反思，反思激进主义，反思庸俗进化论，追索极左思潮的老根，一下子反思出那么多让人尴尬的问题。加之他又曾经帮助周扬写文章，张扬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学说与人道主义精神，惹得中国思想界权威人士不高兴，从此便被打入另册。晚年的王元化的心境是苍凉的，他曾经借汉学家史华慈的话说：这个世界不再让人着迷！
当年，我身处中原，在风起云涌的文艺思潮运动中，常奔波于京沪之间，对于当年曾经扶掖提携过我的南北前辈学人，我没齿难忘！然而，我与他们的“情缘”也各有不同。
王元化先生，我视为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界的泰山北斗，既崇敬，也敬畏。他治学的严谨近于严苛，对我的期待我自知不堪胜任，于是就怯懦地有意避开他的目光，结果我便成了他门下的一个“逃学生”。
钱中文老师虽然谦和宽厚，但在治学方面却是一位“有规矩”的导师，无论是“新理性”还是“审美意识形态”，都是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与上乘的思辨能力的。而我，出身于开封古城的社会底层，少年时代每逢假期都还要拉板车挣钱贴补家用；读大学期间赶上“文化大革命”，真正念书的时间不到两年，最高学历相当于“本科肄业”，在众多“硕士”、“博士”面前不能不“自惭形秽”。再则，我似乎天生缺乏“概念形而上思辨能力”，写不出中轨中矩的学术论文，不会按部就班地课堂教学，在学术界我只是一个散兵游勇，在教育界我常怀疑自己是一个“混进高校教师队伍的异己分子”。同样出于这样的心态，当年郝世峰先生主政南开大学中文系、齐森华先生主政华东师大文学院时，都向我发出诚挚邀请，我最初跃跃欲试，掂量了自己的斤两后，最终都打了退堂鼓。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人文学科的最高研究殿堂，就更不是我能够栖身的地方。
只有在钱谷融先生这里，我才能够心身放松。老钱先生活了一百岁，八十岁后就不再做学问，走得动时喜欢游山玩水，走不动时看看电视下下棋，用现在的话说叫“躺平”，儿子女儿也早早“润”到了美利坚。那一年老先生到我苏州的家里小住，来时手提箱里还不忘带上茅台酒与麻将牌。临终前的日子，老人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枢元啊，有一点你一辈子学不了我啦——那就是‘懒’！”
钱先生无意声名，却把自己“做成一门学问”。我很惭愧，满头霜雪仍然磕磕绊绊不能完全放下功名心。
我虽然没有能够来到钱中文老师身边，90年代初，却有幸推荐我的母校河南大学一位学子张来民来报考他的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钱老师慧眼识人，因人施教，指导来民将国外刚刚兴起的“艺术消费”作为研究课题，最终圆满完成了《经济转型期的艺术商品化问题》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竟预示了来民一生的治学方向与事业选择。同样作为钱老师的博士生，与在高等学府从事纯粹科研与教学的陈晓明、金元浦不同，来民走上新闻出版、文化企业管理的岗位，先后担任中国改革报社副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企业报社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为中国文化市场的繁荣做出一份贡献。
80年代末中国社会遭遇的那场“政治风波”，也成了学界与文坛一个划时代的分界线。风波过后，为了打破学术界沉寂的僵局，钱中文与童庆炳二位联手倡议并委托河南大学举办了一场全国性文艺学研讨会。会议就在我的老家开封、我的母校河大召开，我却不曾接到与会的通知，当时很有些失落。会后，童老师特意到郑州我的家里稍事逗留，劝慰我不必在意。他说这次开会不但没有邀请我和孙绍振等人，北京的一些大牌“左派”也没有请，主要是害怕招惹额外的麻烦。他还开玩笑地说我是“形中实右”。我反省自己，80年代以来，从“文学需要童真”、“我所批评的就是我”、“创作心境的非理性”，到“文学艺术非上层建筑”、“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等，我惹下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让我回避一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时，文坛的风云人物李泽厚、刘再复都已经远走海外；我所熟识的《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信、王行之、贺兴安好像也已经靠边站，不久我也“自我流放”到了海南岛。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建国门内大街5号院。
相对于80年代狂飙凌厉的造山运动，90年代就如同出了风陵渡的黄河，河面宽阔了，水流也平缓了。此时，以改良求革新的“新理性”、“审美意识形态”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的主流；秉中执正，文野兼容的钱中文、童庆炳二位年长学者也就成为实际上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当然，文学艺术现象是复杂的，文艺理论是多元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北京大学董学文教授曾从中划分出多个流派。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新理性”、“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聚拢在“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旗下，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如果将思想观念都统一到一个思想中来，那绝不会是正常现象，反倒注定是思想的灾难。我始终认为，有这样两位心地宽厚、行为端方的学者尽心尽力筹划中国的文艺理论界，毕竟是时代的幸运。
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当年广州一家刊物登出文章无端诋毁、谩骂钱、童二位前辈学者，那架势像似泼皮牛二欺凌卖刀的杨志，实在难看，我忍不住上前拦了一把，抢白了几句，结果也被泼了一瓢脏水。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量级的理论家，钱中文的建树还有他对巴赫金研究做出的世界性贡献。王宁教授曾经在一篇专论文章中指出：钱中文认为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实际上是巴赫金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它强调的是人的独立性，人与人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钱中文创造性地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糅为一体，并结合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实践，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建树。巴赫金的理论价值和学术贡献首先是西方学者发现的，却由于钱中文的努力而在中国语境中达到高潮。尤其是由钱中文主编的七卷本《巴赫金全集》出版，惊动了世界，让西方的巴赫金研究者望洋兴叹。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对文学语言问题突发奇趣，兴致勃勃地写了本《超越语言》的书，书中竟然没有提到语言学大师巴赫金，因为当时我对这位大师尚且一无所知！最近我在修订这本书，在努力补上这一课。于是，在巴赫金这里我再度求教钱中文老师。钱老师指出，巴赫金是一位全能式的学者，在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美学、文艺学、人类学、伦理学、历史文化学诸多领域有全方位的贡献。巴赫金又是一位苦难型的思想家，他年轻时因宣讲康德哲学被苏维埃政府逮捕，未经审讯判处5年徒刑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前些年我曾到过新疆哈巴河，站在边境的界碑前遥望北哈萨克斯坦，穷山恶水令人胆颤！刑满释放后，巴赫金一生贫困潦倒却始终坚持思考、写作，垂暮之年其“对话”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引发巨大轰动，被誉为“一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
我兴奋地发现，当年我在《超越语言》中津津乐道的“超越语言”、“语言的狂欢”，与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狂欢化理论”多多少少还是拥有某些关联的。在“语言的狂欢”一节中我曾写道：语言不是宗教，但语言却具有类似宗教的约束力，有时甚至比宗教的戒条和律令还有效力。语言的既定性将人们捆扎得结结实实，人们在毫无察觉中成了语言的奴隶。当每一个中国人都万口如一地说着相同语句时，每一个中国人同时也都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心灵之苗如果不挣扎着破土而出，就将在语言积垢的重压下死去。“狂欢”即对于“压抑”的反抗，狂欢是宣泄，是山泉的湍射，是火山的喷发。狂欢是革命的情感动力和精神动力。如果说，教规严苛的天主教徒们每年之中还有那么一个恣意纵情、放荡不羁的“狂欢节”，那么言语者的狂欢又在哪里呢？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指出：在狂欢节世界中，现存的规矩和法令、权威和真理都成了相对性的,这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的颠覆,使那种企图统辖一切,完全禁锢大众思想空间的教会的力量大大削弱。狂欢的存在是为了反抗中世纪的官方权威、消解官方意识形态。在这里，巴赫金强调的也是“狂欢”的颠覆性与解构性。
《超越语言》在1990年出版，曾经遭受国内语言学界权威专家的严厉训诫，甚至也成了出版这本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桩罪过。多年过去，如今倒是巴赫金给我撑起腰杆。
我的这些不成器的所谓学术研究，历来受人诟病甚多。一次，我的学生参加某个学术研讨会回来，泄气地向我汇报：会上有专家说你老师的那些东西都是拍脑壳拍出来的！我没有能够为我的学生争光，心里感到很是惭愧。
也有不同的声音。
2007年7月，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先霈教授在武汉举办会议，我没有参加。会后，与会的山东大学前任校长曾繁仁教授在电话中对我说：钱中文老师在会上多次讲到你，说你三十年来对中国文艺理论有突出贡献，尤其是在精神生态研究领域。还说，以往私下里交谈，钱老师也曾这样夸奖过你。稍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我的学生张红军也向我说起类似的话。
从1987年到2007年，20年过去，钱中文老师竟还在关注着我，还不忘表扬、鼓励我，而且是在背后说了我这么多好话，我很感动。
对于当下科技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的改良，对于人的精神状况的提升，对于人类此后三、五百年里的未来，我其实是很悲观的。仍在不停地说说写写，类乎“杞人忧天”。之所以放不下这份忧思忧虑的心，多半也还是因为世间有这样几位可亲、可敬的师友。
作者介绍：鲁枢元，1946年1月出生于开封市，人文学者，1988年被国务院命名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先后任教于郑州大学、海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曾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现为黄河科技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河南大学讲席教授、生态文化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长期从事文艺学、心理学、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在文艺心理学、生态文化领域有开拓性贡献。代表作有：《创作心理研究》《超越语言》《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陶渊明的幽灵》《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及英文版著作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A Case Study ofTao Yuanming。主编有《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文艺心理学大辞典》、《黄河文化丛书：黄河史》《生态文化研究资源库》等。
曾荣获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奖、柯布共同福祉奖（美国）。
美国当代著名生态批评家S·斯洛维克认为“鲁枢元是中国生态批评里程碑式的人物”。“柯布共同福祉奖”授奖词中称其为“中国生态文艺学及精神生态研究领域的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