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撰写的研究报告《2019中国大企业发展的趋势、问题和建议》在2019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上印发。全文两万多字。
报告指出，2019年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连续第18年发布中国企业500强，连续第15年发布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并在此基础上连续第9年发布中国跨国公司100大及跨国指数，首次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三个500强”榜单涵盖了我国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共计1082家大企业，是包含8.48万家子公司、4.35万家分公司、参股2.24万家企业的企业生态群体。
报告指出，2019中国企业500强继续保持较好发展态势，规模稳健扩张，经营绩效稳中向好，去杠杆取得积极进展，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新动能加快培育，研发投入与质量持续改善，国际化稳步推进。大企业在转向高质量发展中较好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为稳增长、调结构、强基础、提质增效做出了应有贡献。
报告论述了当前中国大企业持续发展面临的六大挑战：
一、核心技术、基础材料是持续发展的关键短板
不少领域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欧美日等国企业手中，对我国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构成巨大潜在威胁。技术贸易本来应该是市场化的经济活动，但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政府往往对其转让采取管制措施。核心技术买不来，要不来，也讨不来，必须靠自己去突破。核心技术是企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通过长期、持续、高投入研发形成的具有关键性、独特性的技术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复制性，并控制着同行业的技术制高点。近年来不少媒体就我国当前尚不掌握的核心技术进行了盘点，发现我国在光刻机、光刻胶、芯片、操作系统、短舱、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手机射频器件、iCLIP技术、重型燃气轮机、适航标准、电容和电阻、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高压柱塞泵、航空软件、透射式电镜、燃料电池、高端焊接电源、超精密抛光工艺、水下连接器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全球顶尖精密仪器前25强基本上被美日德垄断，其中美国10家，日本6家，德国4家，英国2家。激光显示的投影机核心成像器件被美国和日本所把持。工业机器人三大核心技术基本掌握在日本企业手中。激光投影机的DMD成像芯片，完全被美国德州仪器垄断。OLED制造设备真空蒸镀机，被日韩厂商所把控。高性能的柱塞泵，美德日的4家龙头企业占据中国市场70%以上份额，在技术方面却对中国严密封锁。在高端机床、火箭、大飞机、发动机等尖端领域，虽然部分零件实现了国产，但生产零件的设备却受制于技术，95%依赖进口。美国先后对中兴通讯与华为的制裁，生动演绎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我国企业持续经营的不利影响。而企业是否提前制定有应对预案，则成为决定企业持续运营受冲击程度的关键。我国技术追赶的步伐越快，欧美国家的焦虑与猜忌也就越严重，未来基于核心技术而对我国企业采取打压措施的可能事件也许会进一步增加，相关领域的企业必须对此有所预判。
材料也是我国工业生产领域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是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中国科技被卡脖子的领域，一大半都是材料问题。历史原因决定了我国材料工业水平整体较差，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我国科研工作者在材料学领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在全球顶尖的100位材料学家榜单中，共有15位华人科学家入选，其中榜单前6位均为华人，遗憾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去国外发展。当前我国材料领域，明显表现出科研强生产弱的格局；一方面我国科研人员近十年来在世界知名材料领域学术期刊上发表大量高质量论文，另一方面我国材料制造业却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不少关键材料、基础材料都要依赖进口。据统计全球总共有约130种关键核心材料，其中32%我国完全空白，另有52%依赖进口。液晶面板的关键材料——间隔物微球以及导电金球，全世界只有日本一两家公司可以提供；液晶分子材料多数来自于德国企业；偏光片两大核心原材料PAC膜和TAC膜依赖日本进口；OLED制造材料也是靠进口。车用燃料电池有两大关键部件，膜电极组件与双极板，长期依赖国外。生产半导体芯片需要的19种必须材料中，日本企业在硅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光罩、光刻胶、药业、靶材料、保护涂膜、引线架、陶瓷板、塑料板、TAB、COF、焊线、封装材料等14中重要材料上均占有50%及以上的份额。相关领域的中国企业，它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进口原材料进行后续加工，或是采购国外零部件进行集成装配。这导致一方面中国企业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另一方面企业的持续经营也完全受制于国外材料供应方，中国企业处于十分不利用的地位。此外，就我国可以自给自足的材料来说，如果不能在材料水平上实现提升，或是在新材料研发上取得突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然难以顺利推进。
二、效益、效率不佳延缓高质量发展转型进程
高质量发展是当代企业的根本追求。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自此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基本遵循。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企业积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采取措施，力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与发展道路，切实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实现企业在效率与效益上的改善。南方电网公司坚持以管理创新推动公司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围绕“四个抓实”“五个提升”用劲发力、攻坚克难、争先进创一流，推动改革发展、生产经营取得显著成绩；公司2018年完成营业收入5373亿元，增长9.2%，利税总额436.8亿元，连续12年获国资委经营业绩考核A级。美的集团以创新实现动力变革，不断投入资源，加大研发与创新能力的构建，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596.7亿元，同比增长7.9%；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2.3亿元，同比增长17.1%，归母净利润增速高出营业收入增速9.2个百分点。淮南矿业集团沿着煤、电、气三大能源主业的产业链、服务链、价值链，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强化产业协同，坚持创新驱动，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利润总额26.3亿元，虽然收入大幅下降，但利润总额却逆势增长8.3亿元。在企业自身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在积极采取措施，为企业提高发展质量创造更好环境、提供更有利条件；包括持续减税降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提供有助于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表现不佳的效益与效率，将不可避免地延缓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进程。从企业发展实践结果看，我国大企业在效率与效益上虽然有所提升，但与欧美国家大企业在效率效益上的巨大差距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改善。2019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为9.65%，尽管与上年500强相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改善，但与世界500强、美国500强相比，在盈利能力仍有很大差距；2019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比当年世界500强低2.68个百分点，比当年美国500强低5.51个百分点。从长期趋势看，除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世界500强、美国500强企业受危机影响较大，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滑，中国企业500强盈利能力在短期内领先于世界500强、美国500强外，其他年份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一直都低于世界500强与美国500强；自2012年榜单开始，中国企业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就低于美国500强，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自2014榜单开始，世界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也一直都高于中国企业500强。在人均净利润方面，中国企业500强也同样远低于世界500强与美国500强。这一盈利能力方面的差距，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大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延缓了企业转型的进程。导致这一盈利能力巨大差距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企业技术能力上的差距，以及国际品牌塑造能力上的不足，这使得中国企业的产品与服务附加价值偏低，竞争实力偏弱，只能依靠低价格、低利润来提升竞争力；而低利润则又可能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低端锁定，进而导致中国企业无力去推进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相关战略。对中国大企业来说，迫切需要打破这一不利循环的制约，增强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潜力与动能。
三、贸易摩擦与逆全球化阻碍国际贸易增长
贸易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因此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所以对外贸易对促进一国增加生产扩大出口供给具有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世纪50年代，诺克斯根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这一命题，认为19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补充了这一学说，认为对外贸易较高速的增长、特别是出口的高速增长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多个方面的重要动态利益。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已经成为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355亿元增至2018年的30.51万亿元；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需求潜力巨大的市场。据估计，在过去20多年来, 全球贸易总量每增长2个百分点，都能带来约1个百分点的全球经济产出增长。
逆全球化思潮的回魂与贸易摩擦的频发，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的持续增长，这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尽管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共识，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存在逆全球化思潮的涌现，贸易保护主义也时有抬头，导致贸易摩擦频繁爆发。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在“美国优先”原则的导向下，美国与多国之间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贸易摩擦，其中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最为突出。2018年7月6日，美国首先开始对中国出口美国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还以颜色，中美贸易战终于最终打响，至今美国对中国加征额外关税的商品已经覆盖到2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而且加征税率基本上都达到了25%。与此同时，美国还与欧盟、日本、印度、墨西哥、加拿大等多国拉开了打贸易战的架势。看起来美国似乎是想要和全球各国大打一场全面的、一对多的贸易战。虽然中美两国元首在G20日本峰会后达成了不再对中国输美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的约定，但既有的贸易摩擦举措并没有被取消，美国对中国实体企业的不合理制裁也没有被取消，而且最近特朗普又背弃了G20日本峰会期间两国元首会谈结果，宣称要对中国输美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单方挑起贸易摩擦对他国经济进行报复的做法，似乎有被其他国家所借用的趋势；G20峰会刚刚结束，日本就宣布，将加强3种半导体核心原料对韩国的出口管制。如果最终真的演变成全球性贸易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可能是灾难性的。根据经济学家的粗略估计，进口商品每受到关税影响达到1000亿美元，就会使全球贸易减少约0.5%，全球GDP增速将降低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总裁拉加德警告称，关税或令2020年全球GDP减少5%，损失约4550亿美元，指出贸易冲突是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主要威胁”。摩根大通强调，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冲突将减少贸易量、中断全球供应量，并打击企业和消费者信心；若美国将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而其他国家不实施报复，全球GDP增速未来1-2年间将下滑约0.2个百分点；若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同时遭美国关税打击的国家也将美国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未来1-2年全球GDP增长将下降约0.4个百分点；若全球各国均整体将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全球贸易战全面爆发，这将导致未来两年全球GDP增长至少下降1.4个百分点。
四、债务违约与不良贷款增加成为金融稳定的暗礁
债券违约不仅影响违约企业本身存续发展，也会对资本市场与投资者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对金融环境的稳定产生扰动。债券违约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违约事件冲击下，债券作为质押品进行再融资的能力将大幅下降，债券抛压加大，导致市场流动性恶化；二是债券违约可能导致持有相关债券的金融产品面临集中赎回风险，并因金融产品相互嵌套、关联而快速向更大范围扩散，快速放大金融市场风险；三是债券违约加上前两方面影响，加速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导致金融机构对流动性的敏感度明显增强，进而导致信用风险从企业层面向金融机构层面扩散，诱发金融系统同业挤兑，进而影响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Wind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共有123只违约债券、1198.5亿元的违约金额。从数量看，123只违约债券的数量，比2014年首次发生债券违约以来4年违约债券总和122只还多1只；金额方面，1198.5亿元的债券违约金额，也比之前4年总和的859.9亿元还要多出39.4%。2019年上半年，债券市场违约事件较2018年继续大幅增加；共有96只债券发生违约，比上年同期的22只增加了74只，暴增236.4%；违约金额约668亿元，相比2018年同期的184亿元，增加了263.0%。2019年上半年新增违约企业共计19家，共涉及147.1亿元的首次违约债券余额；其中民营企业为18家，占比达到94.7%。从行业属性看，2014年以来违约企业中制造业占比超过50%；其中2015-2016年以过剩产能行业为主；2018年整体行业较为分散，制造业占比接近1/3；2019年上半年，制造业占比超过60%。显然，尽管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债券违约还不足以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危及金融稳定与安全，但对债券违约事件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已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消除引发企业债券违约集中爆发隐患。
不良贷款率的持续上升，既反映了企业运营状况的恶化，也表明了银行资产安全程度的下降，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具有不可轻视的负面影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5年7月27日发布的《贷款通则》，不良贷款分为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不良贷款预示着银行将要发生风险损失，把不良贷款控制到尽可能少，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对商业银行来说，发生一定比例的不良贷款可能是必然的，合适比例限额下的不良贷款率也是商业银行可以承受的；但一旦不良贷款持续上升且超过安全红线，则会恶化商业银行流动性与经营安全。如果系统重要性银行，或者是商业银行普遍性出现不良贷款率接近甚至越过安全红线，则可能会引起金融系统的动荡。近年来，不良贷款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突出隐患。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3%，连续六年上升，创下10年来新高。其中农商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35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3.96%，较上年同期增加0.80个百分点。分区域看，黑龙江、吉林、山西2018年末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3.24%、4.28%、3.04%；广西在2018年三季度末时不良率更是高达4.61%，直逼5%的监管红线。尤其是个别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已经明显越过安全警戒水平；截至2018年底，贵州乌当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11.75%，尽管已经连续数个季度下降，但仍远高于5%的监管标准。据审计署2019年第1号公告指出，全国有7个地区的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存在不良贷款率高、拨备覆盖率低、资本充足率低、掩盖不良资产等问题；河南问题尤为突出，截至2018年底，河南浚县农商行等42家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5%的警戒线，其中有12家超过20%，个别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甚至超过40%。
五、地缘政治风险可能恶化全球经济增长环境
尽管并没有证据证明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经济活动显著负相关，但也没有证据可以完全排除地缘政治对地缘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程度在日益深化；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都是这一影响的生动案例。而且大国的地缘竞争加剧，国家内部冲突的蔓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应叠加和放大，一方面升高了全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显著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并将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全球化和地区融合的深入发展。当然，对远离冲突地区的各国企业来说，有可能借助济活动的多元化，以及恰当的应对措施，来弱化地缘政治冲突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2019年及今后几年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地缘政治风险，可能来自南美的委内瑞拉和中东的伊朗。当然，对中国来说，可能还要高度关注由于中国台湾地区选举而导致的台海局势紧张，以及南海态势的恶化。无论是委内瑞拉，还是伊朗，其实背后都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较量；只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委内瑞拉表现为反对派与现任政府之间的冲突，而伊朗则表现为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不满。作为深陷危局的主体，委内瑞拉经历了本国乃至美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已经是连续四年负增长，2019年将是其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再加上反对派的扰乱，以及美国等国家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升级，经济前景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世界银行预计2019年委内瑞拉GDP将减少25%。根据2019年彭博悲惨指数报告，委内瑞拉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最“悲惨”经济体。随着美国对伊制裁的升级，伊朗石油出口几乎被完全切断，其他领域的国际贸易也深受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的经济2019年将出现6%的负增长，估计伊朗的通货膨胀将超过40%，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仅低于陷入政治动荡的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
美俄两国在委内瑞拉、伊朗的较量，也将给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这些影响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影响石油供应，推高石油进口国用油成本。中国是高度依赖原油进口的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价格的上涨，将显著影响到我国石油石化产业链上企业的运营成本，并将进而几乎全面性地提高我国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价格，提高通胀水平，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前景。二是影响国际贸易安全，阻碍全球国际贸易发展。降低国际贸易增速；一方面对出口加工型企业、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型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对进口国的消费需求实现产生不利影响。三是降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影响投资者信心。基于对地缘政治风险及其风险扩散的深刻担忧，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将随之降低，国际投资者将变得更为谨慎，跨国投资流量可能会有所下降，甚至国内投资活动也会受到影响。
六、新经济企业快速成长对现有领先企业构成挑战
21世纪以来企业成长速度明显加快。长期以来关于企业成长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一个企业的成长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并将那些由于自身某些优势（如行业领先、技术垄断和管理高效等）而可能在将来迎来高速增长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得到高投资回报的创业企业，称之为快速成长型企业。但显然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管理学关于企业成长的一些认知逐渐被推翻，越来越多的企业展现给人们快速成长的特征。甚至于某些企业的爆炸性成长，其速度快到令人惊讶。过去培育一家世界500强企业需要几十年时间，而新产业新经济的出现，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创设，却可以大大缩短一家优秀企业向世界500强迈进的时间。高科技企业谷歌1998年成立， 2009年进入世界500强，仅仅只是用了十年；十年时间对很多企业来说，可能都还没有平安度过成长初期。京东与阿里巴巴进入世界500强也只用了17年，腾讯则用了18年完成了对世界500强的追求，小米则更是只用了8年就跻身世界500强。《2018胡润中国独角兽指数》显示，中国目前有独角兽企业186家，企业平均成立时间只有6年；其中猫眼微影、瑞幸咖啡、度小满金融、爱驰汽车、拜腾汽车和零跑汽车6家独角兽成立不足三年，零跑汽车更是成立仅1年估值便已超过70亿元，是榜单中最年轻的新晋独角兽企业。总体上看，目前推动企业快速成长的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新经济本身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一经诞生便可迎来爆炸式增长；二是互联网技术支撑了企业商业模式的颠覆式创新，加快了企业市场拓展；三是竞争激化成为频繁并购重组的催化剂，强强联合大大缩短了企业规模扩张时间。
潜在竞争者的快速成长，显然加大了现有领先企业的竞争压力，对其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快速成长企业的存在，是产业生态的不安定因素，将加速提升产业市场竞争的紧张程度，加快优胜劣汰进程。这类企业的目标，肯定不会满足于抢夺同行业领域中已有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而是瞄准行业领先企业，致力于快速取而代之。在这些企业创立的早期，尽管它们可能已经表现出了快速成长的特质，但往往由于企业规模不大，总是被行业领先者所忽略而放任了它们的成长壮大；而等到这些企业成长到足以引起行业领先者重视，觉察到它们带来的巨大潜在威胁，并准备采取措施遏制其成长的时候，却已经是无法阻挡其快速成长的步伐，不得不黯然接受竞争失败的事实，甚至被逐出市场。对长期适应于慢成长生态，并一直基于慢成长生态制定竞争策略的现有领先企业来说，如何以及能否破除其思维惯性，敏锐捕捉潜在竞争威胁，准确定位及跟踪潜在竞争者，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新竞争策略，是企业应对来自快速成长企业竞争的关键所在。在当前快速成长日益多见的时代，任何一个领先企业一旦安于现状、无视市场变化的发生，或者是跟不上快生态对竞争的新要求，不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敏捷反应机制，以快制快，离失败可能也就为之不远了。
报告指出，困难固然存在，前景未必不佳。广大企业家既要清醒认知当前面临的困难，也要坚信中国经济的韧劲，坚定发展信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科学谋划与部署，带领企业沿着高质量发展正确道路，不断攻坚克难，矢志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