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战回顾及其特点

        揆诸历史，不难发现美国仰仗其经济实力与市场优势是历次贸易战的主要挑起者。回顾美国发动的这些贸易战，对我们认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必定有所裨益。

        二战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二战后，日本确定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对美贸易顺差快速扩大。1970年以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日益突出，美元走强恶化了美日贸易逆差。从1968年到1991年的20多年间，美日签署了多个贸易协议。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升值，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资产价格泡沫。随后，美国进一步通过301条款迫使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美日贸易战的结果是美日短期贸易逆差减小，美国就业环境改善，净出口对GDP拉动率上升，但长期来看，美日贸易战并未缓解美国贸易赤字长期扩大趋势。

        二战后美国与欧共体（欧盟）的贸易战。美国和欧盟在政治上距离较近，但又因其发展阶段类似，在多种行业上存在竞争。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美欧贸易战持续了30余年，涉及农产品，钢铁，公共采购多个领域，双方争端不断。21世纪初，欧洲钢铁业经过产业调整后更具竞争力，不断侵蚀美国国内市场。2002年针对欧盟、日本、韩国等8国的钢铁产品出口颁布“201”条款，条款被WTO判处保障措施违规，2003年底被取消。虽然表面上美国是迫于WTO的惩罚措施，不得不宣布取消钢铁保护性关税，但是在这两年中美国钢铁行业竞争力得以提升，钢铁贸易逆差持续下降，在取消保障政策后回升。

        二战后美国与苏联/俄罗斯的贸易战。二战后，美苏由同盟转为争霸，美苏贸易充当了美苏关系的“指示器”。在美苏关系好转时，美苏贸易有所回暖；在美苏关系恶化时，美苏贸易战就会爆发。在1970 年以前，美苏贸易战主要针对石油相关领域。1979 年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争霸开始进入高潮，两国关系再次转冷。同年爆发的波兰危机加深了美苏之间的矛盾。美国开始对苏联实行覆盖众多领域的经济制裁，美苏全面贸易战爆发。美国分别在高端技术、农产品、军事设备、电子、通讯、化工、机械、自动化设备等领域，对苏联实行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严厉政策，以阻止苏联在广泛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实力提升，甚至还要求第三方国家对苏联相关领域的出口必须经过美国的许可。一系列制裁措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苏联经济实力大幅下降。苏联为了维持一定水平的军事开支，不得不牺牲国内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困难日益加剧。20 世纪80 年代，美苏之间的贸易战可以说是美国多维打击的“经典”。美苏此轮贸易战还综合了外交、政治、文化等更广泛的维度，突破了经济金融领域的限制。美国针对苏联经济结构与体制的弱点进行突破，通过外交、政治、文化多领域的配合，最终在贸易战中取胜，也为美苏争霸终结打好了基础。在21世纪初，美国利用俄罗斯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弱点，大幅打压国际原油价格，从而遏制俄罗斯经济的复苏，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经济，并拖累卢布兑美元首度跌破60元关口。

        可见，美国发动的历次贸易战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贸易战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有关。当美国的经济实力独霸全球时，自由贸易便是美国的首选，而当美国实力出现相对衰弱时，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显得更加频繁。面临着国际竞争与国内失业的压力时，美国往往会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第二，美国贸易战手段多样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针对不同的国家，美国采取不同的战术。针对能源匮乏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日本，美国是利用其天然劣势遏制其发展。而对于俄罗斯，美国则利用其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弱点，大幅打压国际原油价格，从而遏制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可见，美国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利用其不同的弱点，通过经济手段加以遏制。比如美苏争端更多是政治角力，但体现出美国经济贸易遏制手段的灵活多变性；第三，美欧、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反映了西方世界其实并非铁板一块。在经济利益冲突面前，美国与西方盟友之间的分歧可能进一步加大。因此验证“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及原因

        巨额贸易差额的形成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从近年来美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看，以2017年为例，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高达578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额为4610亿美元，但进口只有1170亿美元，中美之间贸易差额高达3440亿美元。这让美国人大为光火。事实上，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对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的统计，逆差为2758亿美元，这其中就有994亿美元的出入。其次，按照美国“原产地原则”统计，美国对香港高达320亿的顺差，以及美国从香港、澳门等地以转口贸易的形式间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高达1000亿美元，都没有计算进中美贸易额。牛津经济研究中心(OxfordEconomics)的研究指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有44%的“中间产品”，如果把这部分价值去掉，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50%，也就是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水平。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附加值因素，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2017 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 310 亿美元左右。

        中国高附加值出口的主要是外资企业。根据美国国会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全球价值供应链下，中美产品几乎都达到“中国产品中有美国零件，美国产品中有中国零件的地步”。以电子产品为例，全球有900多家工厂承接苹果公司的制造外包业务，其中中国制造厂商有358家。英特尔供应苹果的10家芯片工厂，3家在美国，2家在中国。而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美国企业掌握了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从出口附加值的角度，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1年《附加值贸易》报告，中国制造出口美国的产品国内附加值仅占比46%。2016年的数字表明，高达77%的中国高附加值出口是外资企业。美国投行高盛估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仅有三成为高附加值出口产品，而高达46%为外资企业产生。

        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且数额巨大但却被美忽略了。美方将进口额减去出口额的逆差计量完全没有考虑到美中服务贸易的增长。在过去10年美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5倍，2017年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额为1182亿美元，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服务价值达到900亿美元，而这900亿贸易额没有体现在中美贸易计量中。美中贸易委员会(US ChinaBusiness Council)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47亿美元）。这部分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就被“忽略不计”了。

        中美贸易战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体系出了问题。虽然，当今世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但特里芬难题事实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整个世界仍以某主权国家货币美元为中心；从多元储备体系的现实情况看，美元仍占有很大优势，在国际贸易结算方面，它占比高达70%。这就导致了多元储备制，不论其币种和内部结构如何变化，但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仍要靠美元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即使在牙买加协议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体系，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特里芬难题”告诫我们，依靠主权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入“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可以说，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也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种表现。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形成冲击。而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差异，也必然会加深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中国崛起是一种必然，但中国崛起的道路却并不是一片坦途，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比任何国家都更为艰难和坎坷。中国近年来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其实就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种表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的应对之策

        正确认识和准确研判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既指中国社会转型期和产业升级特殊期、以及经济下行压力等叠加背景之下导致的社会焦虑等内部因素，亦指美国借口贸易战而发起的、联合其盟友国家对中国展开的全面施压造成的外部挑战。特别是特朗普祭出的所谓“对华极限施压”，不仅包含两轮提高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对华高科技企业（从华为到大疆，再到海康威视等）的制裁封锁，也包括抵制孔子学院等对“异质文明”的宣战等，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保持清醒。

        保持“战略定力”以不变应万变。所谓“战略定力”就是要始终坚持“四个自信”，持之以恒地以创新促改革促发展促稳定。具体而言，就是“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越是手段层出，中国越要保持战略定力，越要警惕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并将此视为一个扮演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难得契机。

        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出问题起源的原因与症结，不断改善引发问题的环境。对于美国的这场全线打压，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贸易冲突，而是中美关系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即随着中国的崛起，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被彻底重构。尚未失去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必然会奋起遏制崛起的中国。中国崛起不是一朝一夕的，美国遏制自然也需要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贸易战不只是一场贸易战，而是重新制定全球经济和权力关系规则的序曲，硝烟弥漫的战场背后，新的范式转移正在发生。

        不断发掘新内需、新消费、新产业。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转型过程中，这一阶段其实消费也在放缓，所以，必须寻找经济增长新的、更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挖掘内需”正是消费的升级再造，而“民生内需”则是消费产业的优化升级。所谓“民生内需”，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托幼在内的、全链条的服务，而提供这些服务的是产业供应一端，接受服务的是消费另一端。中国走到这个阶段，生产性服务可能放慢脚步，但消费性服务则进入快速增长期。

        深化金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形势与特殊的金融体制，我国面临加杠杆就会积累未来风险泡沫，去杠杆则可能直接引爆泡沫的两难局面，因此，要重视深化金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股市、债市等直接金融。这既有利于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又可促进金融稳定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天津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