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经验看，每当中国开放的大门逐渐关上，国内改革也就难以推进、思潮趋于保守，每当中国敞开大门、积极走向世界时， 国内改革也往往别开生面。当前的中美经贸谈判正是这样一个能够推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难得契机，是帮助我国再度激发市场活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一剂良药。
2018年12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G20阿根廷峰会上，就解决中美经贸摩擦问题达成重要共识，之后中美双方谈判团队以此为原则，紧锣密鼓开展谈判工作。近期，双边经贸谈判不断取得关键进展，并形成重要实质性成果，美方已明确表示不会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可能提出降低对美国农业、化工和汽车等产品进口关税和削减其他限制。目前，谈判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两国元首预计将于近期见面，并达成重大贸易协议。这意味着继2017 年“百日计划”谈判失败和美国启动“301调查”以来，中美双方可能将就经贸摩擦问题暂时画上一个休止符。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如能达成重大贸易协议，也意味着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一些人士极力鼓吹的中美“脱钩”将不会实现。
中美经贸谈判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贸易不平衡议题，即美方认为中国贸易政策不公平、不对等，要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过大的问题；二是结构性议题，包括美方所关心的中国市场开放、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改革、强制性技术转让、“汇率操纵”等具体议题。自“百日计划”谈判至今，中方对谈判的原则和立场是一以贯之的。针对美方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清单，中方将其中具体议题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即便没有中美经贸摩擦因素，我国也一直在按照既定方向、既定方针、既定步骤向前积极推进的，这部分议题我方可以考虑基本接受美方要价，如知识产权保护等；第二类是可以和美方开展对等谈判和适当让步的，但让步的前提是既不能有损我国重大利益，且美方也要有对等妥协，如扩大进口、市场开放等；第三类是涉及我国重大核心利益，甚至涉及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此类议题我方坚决不能接受，这是谈判的原则和底线，如美方一些人士提出的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等。
按照以上原则和策略，中方积极推动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对美进口、服务业开放等方面谈判取得突破，这些方面都是上述前两大类议题的内容。可以说，我方不但没有在谈判中做出有损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让步，较好保证了谈判底线，甚至这些议题一致意见的达成，还能够倒逼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利是远远大于弊的。
比如知识产权保护议题。科技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是美国维持全球经济霸权的基本支撑，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科技产业集团最为关注的议题。长期以来，我国总体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中下游，从“三来一补”到贴牌加工，在技术路线上都以引进、消化、吸收、集成创新为主，对知识产权保护不但没有强烈诉求，反而希望能够放松管理，以便加快西方先进技术在我国的扩散速度。但随着我国自主制造能力的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正在日益向上游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等领域延伸，甚至在5G、轨道交通、航天、机械装备等领域逐渐形成能够与美国相竞争或超越美国的研发能力，中国自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诉求也越来越高。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将不可能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蜕变。我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正是为了更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诉求和我国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扩大进口议题。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首次出现战后贸易逆差以来，逆差规模逐渐扩大。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大陆逐渐承接了来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对美贸易顺差也逐渐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大陆来。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一方面为中国经济腾飞创造了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可以通过大量积累外汇采购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跃升，大量贸易顺差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如巨额外汇储备通过强制结汇被动向国内释放大量人民币流动性，加剧我国通货膨胀风险，提高国内货币管理和宏观调控难度。如根据“特里芬悖论”，贸易顺差和国际货币地位二者不可兼得，人民币难以通过贸易实现出海，制约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现。如巨额外汇储备在全球市场很难找到除美债外、能够容纳如此大资金盘子、且能持续保值增值的投资标的物，美债市场一旦发生波动，我国外汇财富就面临极大风险。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唯有进出口平衡的贸易结构才是可持续的。去年11月，我国召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旨在通过扩大全球优质产品的进口，实现贸易平衡发展。我国扩大自美进口，特别是美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进口， 与我国从“出口导向”到“贸易平衡”的战略思路转变是内在契合的。
比如服务业开放议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积极推动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和管理制度创新，已超额完成入世承诺，但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服务业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体制机制还有待创新。在金融领域，目前我国已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等关键问题取得一些突破，但由于金融改革牵扯面广、涉及国计民生，一些关键改革还未实际推行下去。如我国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还有“玻璃门”限制，银行业竞争不足，存贷款利差较大，躺在账本上吃利息，风险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同业机构不可同日而语，且严重挤压下游企业利润，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在医疗、教育等行业，从量到质的供给均严重不足，群众极为关切，如能放开国外高端医疗教育资源进入，带来高水平技术和先进管理，既能帮助补齐供给短板，又能发挥“鲶鱼效应”， 倒逼国内医疗教育服务水平提升。美国希望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 固然代表美国产业集团利益，但必须看到中国从中的巨大收益， 中国若要实现从“制造强国”向“服务强国”、从“商品贸易强国”向“服务贸易强国”的转变，开放服务业市场是必由之路。
看待本轮中美经贸谈判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中国在加入WTO 前，国内各方高呼“狼来了”，认为中国大多数产业都将在竞争中沦为外资附庸，国民经济行将崩溃。但事实上，入世以后正是中国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之一，国内市场化改革也加速推进，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个参与者，美国称中国是现行WTO规则的最大赢家也是不无道理的。从历史经验看，每当中国开放的大门逐渐关上，国内改革也就难以推进、思潮趋于保守，每当中国敞开大门、积极走向世界时，国内改革也往往别开生面。当前的中美经贸谈判正是这样一个能够推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难得契机，是帮助我国再度激发市场活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一剂良药。
当然，在看到中美经贸谈判对我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 也不要天真地就把美国当作“救世主”，当作一心为人、不留私欲的“传教士”。美国谈判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永远是“美国优先”，中美大国竞争与博弈的态势格局是难以改变的，中美文化、理念、制度、发展模式的冲突还将是长期存在的。中美经贸谈判如能形成重大协议，预计短期两国关系可能迎来一段平和期，但经贸协议不能一次性解决两国关切的所有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两国关系中还可能出现新的矛盾或是旧矛盾再度沉渣泛起。
在双边层面，中美谈判之所以能在短短90多天里形成共识，一方面是美国能够认识到如果到3月1日，真的对中国进口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制裁关税、中美开打贸易战，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特别是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美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 中美贸易战极有可能宣告美国这一轮经济强劲复苏提前结束。另一方面，特朗普将要筹备下一轮美国大选，中美达成经贸协议将是他执政的一个突出亮点。如果借经贸协议东风，换取中国政治支持，在中国协调下美国和朝鲜能够达成和解协议，特朗普执政成绩单更将会锦上添花。因此，在特朗普眼中，当前的中美经贸谈判必须服从美国选举政治的需要。
但长期，两国在落实经贸协议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一是在贸易逆差问题上，中国扩大美国农业、能源等产品进口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逆差，但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是难以根本消除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其通过逆差变相向全世界输出美元，贸易顺差和国际货币二者不可兼得。同时美国又实行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人为扭曲比较优势决定的产业分工体系。如果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再度上升，市场壁垒、“汇率操纵”等板子可能又拍在中国身上。二是中方在产业政策等协议的落实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如中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出于政绩和地方长远发展考虑，难免向外资企业提出用优惠政策换取外企技术转让、研发机构本地设置等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是正常的市场谈判过程，不能按照协议的几条文本简单将其认定为强制性技术转让。如中国国有企业规模大、信誉好、甚至有政府担保，金融机构倾向于低利率贷款，这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针对国有企业的倾斜性政策。本轮中美经贸谈判不同于“百日计划”谈判的重要一点，在于美国高度强调监督执行，但原则性的协议能否完全适应实际中形形色色的复杂情况，监督执行中能否充分考虑到两国发展制度、发展模式的不同之处，现在还很难说。三是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的攀升，中美两国在科技研发和创新等领域的竞争将日益激烈。随着中国逐渐向贸易平衡方向发展，中美经贸领域的主要矛盾将会逐渐由贸易逆差问题转变至科技竞争问题。美国口头上称要推动科技领域的公平竞争，实际上正越来越将科技竞争政治化，违反制裁协议、海外腐败等“长臂管辖”手段正在被滥用，美国科技集团和法律集团正在捆绑形成一个越来越具政治影响力的利益共同体，中国高科技企业将可能在海外到处遭到美国的阻击，这会为两国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在多边层面，尽管中美可能签订双边经贸协议，但在WTO等多边机制中两国的分歧不但不会淡化，反而可能会更加激烈。美国正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起，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数字经济等新议题上形成战略一致，挑战现有WTO规则和秩序。特别是在当前WTO中，印度、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和中国利益出现分化，能够与中国坚定站在一起的伙伴正在减少，中国可能面临空前压力。WTO谈判的关键不在谈判桌上，而在谈判桌外。解决办法在于做好外部开放和内部改革两篇文章。对外，要努力推动中日韩、RCEP及各双边自贸区谈判进展并提高标准，增强我国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适应能力。对内，要着力打造具备更高开放水准的自贸区、自贸港，探索中国版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解决方案，推动经济体制适应更高水平开放。只有开放水平走在世界最前列，体制机制改革能够适应开放型、高质量经济发展，才能有机会引领和推动国际规则创新。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