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宿命之门已经闭合，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成立，目前需要做的和能够做的就是在广度、深度和烈度上限制其扩展、深入和激化。

        修昔底德陷阱的由来

        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腊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不朽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阐述的一个核心思想，指新兴大国随着其力量的增强，一定会向老牌的霸权国家发起挑战，而老牌的霸权国家也一定会为了维护其霸权而全力打压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头，甚至发动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但修昔底德并没有明确概括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而美国学者艾利森根据这一论断则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2017年5月，这位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出版了他的新书——《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

        艾利森还说，我们不必成为中国的奴隶，但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其强大，尽管有时它展示自己强大的方式令我们反感。而为了避免一场战争，这一点可能还不是我们必须要吞下最苦的药片。战争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而其后果难以形容得可怕。

        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现存大国英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导致整个希腊世界受到重创。

        这个概括的提出，虽然有人类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检验，有如合符契的诸多例证，但似乎也有过不那么合乎音节的变奏。

        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古希腊罗马的斯巴达和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修昔底德立论的现实基础，在艾利森看来，自是有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和说服力，其他人类历史上的著名霸权兴衰交替的历史似乎也在佐证着他的论断。比如罗马和迦太基；西班牙和大英帝国；荷兰和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大日本帝国，和大英帝国，这些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帝国之间的竞争和争斗，似乎也无不是如此的。再看中华帝国漫长的历史上，也是写满了霸权兴衰的斑斑血迹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汉相替，汉匈奴战争等等，都看不出有异曲不同工的妙处。那么，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不经过激烈的斗争甚至战争而实现的霸权的和平过渡呢？

        应该说有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大英帝国以和平的方式将霸权禅让给了美利坚合众国，但这一例证并不是在完全的意义上是如此的，因为大英帝国的霸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已经处于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的局面下了，在欧洲，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横扫西欧大陆，一举打败了宿敌，号称世界第一陆上强国的法国，然后又兵锋直抵大英帝国的本土，上演了伦敦上空的大空战，之后又发动了巴巴罗莎计划，与苏维埃巨人苏联战成一团。在远东，大日本帝国则早已占领中国的东北，建立了满洲国，七七事变后，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之后，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横扫了大英帝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传统势力，大英帝国只剩下半条命，美利坚合众国则乘势崛起，不仅打败了所谓的大日本帝国，而且通过大西洋宪章，逼迫大英帝国的掌门人丘吉尔承诺殖民地独立，实质上也就是签下大英帝国解体的卖身契，所以说与其说是禅让，还不如说美国假途灭虢，或者说大英帝国只是将其残山剩水拿出来禅让于美国，不是将完整的霸权禅让于美国的，美利坚是以战争的手段夺得世界霸权的。这显然不同于经典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过于简单地聚焦于两个大国之间的争霸，在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多个世界强国争霸的复杂局面时，就显得不够全面，不够贴切。

        古今的对比

        当今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相比既有相似性的一面，也有显著不同的一面，相似的一面是当今世界也是多元的，既有和英国类似又远强于英国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有和当年苏联类似又略强于苏联的中国，同时，也有俄罗斯这个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又显著弱于苏联的俄罗斯。严重削弱的英国和法国，实现了经济崛起的但政治上还没有完成从战败国彻底摆脱的德国和日本；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几个大国的实力相对较平均，而不仅仅是多元那么简单。如德国不仅在经济上超越了大英帝国，在科技上，军事上也有赶超之势，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在科技上，德国则雄踞世界科技中心的位置。日本，自日俄战争之后，已逐渐成为远东的霸主，实力足以抗衡大英帝国在远东的传统势力，特别是海军，经过几轮疯狂的扩张，已成长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力量，在远东，则一时势头无两，占领了中国东北大英帝国也无可奈何，国联的李顿调查团也是出了个报告聊以宽心，没有任何令大日本帝国不得不吐出到嘴的肥肉的措施。苏联，虽然海军并不强，但经过多个五年计划，苏联也已成长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和工业大国。所以，当时的局面是秦亡其鹿，天下共逐之。而当今世界，美国显然是仍然是一超独霸的局面，其他大国尽管可以在某些方面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挑战，但还不具备与美国势均力敌的众多对手。唯一能够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国家是中国，但中国并没有取而代之的打算，中国是一个和平的雄狮，他反对、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并无心取代他。中国的理念是决不称霸，但也不会向霸权屈服，中国目前是扮演的西方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的角色。但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后得利的是整个人类，是要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又一个霸权主宰下的帝国和平秩序。

        方向的提出和把握

        承认有这一陷阱的存在并着力避免之，肯定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但如果不幸而不能避免，是不是就真的如艾利森所说的那么可怕呢？笔者认为也并非如此。因为，在核武器存在的世界上，核大战已经避免了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有几十年了，而一战和二战相距那么近，除了美国扶持德国和英法对抗，以报巴黎和会美国人被排挤之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国们对战争并不害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着一种嗜血的渴望。而自从核武器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诞生以来，除了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使用过两次之外，大国们虽然也多次威胁使用，不过由于对立的双方都有这种武器，存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可能，就始终不敢跨过这一致命的鸿沟。笔者坚信，人类还是有足够的理智，能够避免世界诸大国打足以毁灭人类的核大战的。

        至于别的小规模甚至中等规模的战争，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本没有停止过，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东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还有马岛战争，最近的乌克兰东部的战争，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叙利亚战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所以，在当今世界，在承认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的前提下，正视现实，做好准备，是可以防患于未然的。

        如果大国间的大规模的热战可以避免，大国间的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就难以避免了。即使各种战可以避免，贸易冲突则事实上已来到人间。忘战必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这点在战事未起时如果说还称得上智慧的话，在战事已起时还要刻意忘记他，那就不仅仅是没有智慧的问题了。

        著名国际战略学者戴旭也对此指出：面对“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和平的准备。这显然需要美国政府的政治远见。这样的远见包括：1、世界在变，“美国永远不做第二”这样的豪言壮语说说可以，作为国策顽固坚持，就难免出大问题；2、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源于中国的天然秉赋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努力，势不可挡。试图阻挡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不仅毫无道理，而且必将徒劳无功。3、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与新中国作战，美国过去没有胜史，现在和未来没有胜算。走合作共赢之路会令中美关系豁然开朗，对世界、对两国都百利而无一害。但是，美国会出现这样的具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吗？

        所以，我们还必须做好第二手准备，那就是战争准备。中国的战争哲学不同于西方，西方的战争哲学是征服；而中国的战争哲学是慑止，武就是以戈止战。我们决不能从消极的层面理解战争。一方面，作为政治的延续，战争有时是躲不开的。当战争强加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的手中不能只有烧火棍，而必须有猎枪，要有歼灭任何入侵之敌的强大能力。另一方面，只有战争才能遏制战争，越能打，越有可能争取到“不打”。对于狂妄的美帝，必须让它看到中国的强大和不可战胜，才能迫使它放弃任何战争企图。因此，即使从和平发展的角度讲，中国也必须加速军事和国防现代化。有了一支强大的能够挫败任何战争行径的军队和一个强大的能够令任何侵略者一败涂地的国家，“守成的大国”才能谨言慎行、克己复礼，“修昔底德陷阱”才能成为“伪命题”。

        因此，要敢于承认修昔底德陷阱，也要敢于破除修昔底德陷阱。即使不能全面破除这一陷阱，也要从烈度上，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破除这个陷阱，更何况，这个陷阱并不是今天才呈现在我们面前，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就已经面对着这个陷阱了，幸运的是，开国领袖们并未畏惧，而是勇敢地迎了上去，以百万志愿军的决心和毅力，生命和献血，铺平了陷阱，可谓气壮山河，之后，在越南，开国领袖们又一次迎接了挑战，迫使号称世界领袖的尼克松举着白旗飞往北京朝见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但开国领袖的气度如此之广阔、恢弘，一句要为尼克松解个围，就从容化解了尼克松的被动和窘迫，把中国的大国外交发挥的淋漓尽致，从而成功地打破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朝鲜战争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围困和布局。

        今天，当恰似斯巴达和雅典的三十年和约到期的时候，中华民族又迎来了一次需要对陷阱进行历史性跨越的紧要关头。是勇敢地迎接挑战，从容面对，还是惊慌失措，拱手求和，这不仅是关乎气节的问题，更是关乎民族命运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关乎国家是否能完成统一的问题，关乎人民币是否能国际化的问题，关乎中国是否能完成产业升级的问题，关乎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甚至关乎世界命运的问题，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建成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最好从这个陷阱上面以一个凌厉的，漂亮的空翻飞跃而过，在另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与所有对手握手言和，让修昔底德陷阱远离战争，留下的只是竞合和世界的大同。因为即使这次没有战争，也不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不成立，我们只能说，感谢开国领袖和开国英烈，是他们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早已洞穿了战争的迷雾，成功地跨越了修昔底德陷阱，既然他们已经做出了榜样，我们何惧再一次跨越这个陷阱呢？

        所以，笔者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宿命之门已经闭合，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成立，目前需要做的和能够做的就是在广度、深度和烈度上限制其扩展、深入和激化，从而为彻底跨越它、超越它创造前提和条件。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