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借鉴历史经验与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只能选择以开放对开放的应对方法。如果开放遇到障碍，那就通过改革予以突破，这就是过去经常所讲的开放倒逼改革。继续开展没有胜算的贸易战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始创建新的共同市场，这个新的共同市场能否最终建成当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想象，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挡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演变趋势，很可能重新成为局外人。正如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所说的那样，全球化还在继续，世界只是在寻找一种合适的全球化，而不是失控的全球化，以便走出全球化发展的悖论。
面对美欧日的联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至少有以下几种看法对于我们选择正确的应对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美、欧、日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市场。这种期待别人失败来让自己走向胜利的想法是非常阿Q式的，在思维逻辑上仍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之术；
第二，不管美欧日如何作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消费市场，西方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不可能被替代。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但世界离不开我们，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这可以说是严重的误判。
我们总喜欢讲“朋友是暂时的，利益是永恒的”，西方世界不会因为某种道义上的诉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的市场对西方世界稍加开放就没有化解不了的冲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世界为了“公平贸易”的道义，就是可以放弃中国市场。如果我们还要推出更为严厉的制裁西方在华企业的政策，那么恰好满足了美国等国政府所希望的外包回岸的政策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损人利己。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确实举足轻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点，即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具有很高的替代弹性，从而很容易通过两个渠道被替代：一是伴随着国内成本上升加工制造业会逐渐向境外转移；二是因为有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而被替代。
当然像越南和柬埔寨这样较小规模的经济体加入竞争，我们可以不必担心，但是今天有印度和南亚次大陆国家的相继加入，这就不能小觑了，因为他们的经济体量加总在一起足以构成对中国的替代，这也是决策层急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原因所在。
根据以上各点，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美欧日的结盟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
最近刚刚去了次日本北海道，参观了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涵馆港，初步了解了日本的对外开放史。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率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与先进的西方接轨的方法，而不是像在此之前的中国，粗暴地采取了拒外的做法。
1854年美国海军到达涵馆港，日本废除了德川幕府200多年的“锁国”政策，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这个条约是在美国的军舰上签署的，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松前番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各自代表本国的政府签署了被称之为“门户开放”的条约。随着这一条约的签署，日本以开放促改革，迅速走上了维新的道路，于是便有了明治新政。
明治元年（1868年），保守的幕府残兵攻占涵馆（旧称箱馆），试图阻止日本的对外开放，结果酿成了明治维新后的一次内战。这场内战最后以明治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于是，日本在通向对外开放的道路再也没有遇到阻力。
反观清代中国，拒绝英国再三要求的自由贸易之请求，最后竟然采取了极度冒险的“以战拒外”之策，虽然成就了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是却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会。
我们今天试图用“以打促和”之策来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与当时的选择非常相似。
日本的涵馆（内战）之战打出了一条通向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之路。但是清朝的鸦片战争却强化了我们民族的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由战败所带来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就这样，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主战的中国与主和的日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借鉴历史经验与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只能选择以开放对开放的应对方法。如果开放遇到障碍，那就通过改革予以突破，这就是过去经常所讲的开放倒逼改革。继续开展没有胜算的贸易战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其实，发生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两次贸易冲击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一旦遭遇贸易冲击产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减速，由此造成的增长缺口靠什么来弥补呢？不得已只能放出房地产这只“老虎”来刺激竞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储蓄、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演变为房地产与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投资房地产不是一种投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负债行为，因为购房需要动用杠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再次面临贸易冲击，无奈之下，我们又放出基建这只“老虎”来刺激经济增长、填补由贸易冲击带来的增长缺口，其后果是不仅改变了产业结构（脱实向虚，普惠大众的经济结构演变成为对少数人有利的经济结构），而且还导致经济体制向着前改革时代回归。
今天假如我们仍然坚持贸易战的立场，由此造成的贸易冲击之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真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方法与力量来弥补贸易冲击留下的巨大规模的增长缺口？所以，结论是明确的，只有按照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才是正道。
我们不要再去幻想建立500年前的朝贡体系。自1648年10月24日签定的西荷和约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秩序，时至今日，由联合国、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组成的世界架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公认的经济与政治秩序。重建植根在等级秩序上的朝贡体系已经不合时宜。
朝贡体系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朝贡体系的主导国家需要具有全面领先的优势；第二，这个体系的主导国家不仅要有钱、有市场，而且其价值观还须被成员国所接受。
这些条件即使在500年以前也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以致明朝政府所建立的朝贡体系也仅仅只涵盖了四个国家，即：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明朝，以及作为成员国的朝鲜、越南和日本。
朝贡体系为何在地理空间上如此有限，原因就在于其他地区的国家并不认同中国明朝时期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东南方向是信奉佛教的国家，与中国接壤的中亚西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国的西北方向则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中国南海之南，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南亚的印度则是一个以信奉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他们对儒家文化都没有敬意，中国与信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远西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所以，明朝中国虽有强大国力和文明的领先优势，但是所创建的朝贡体系之范围实为有限。
今天中国国力确实在增强，但说不上领先，再加上国际环境和世界秩序的现代化，明帝国的朝贡体系根本不可能被重新复制。
我们经常说地球是个村庄，大家都是这个村庄里的居民。问题在于我们为何老是想着要去领导这个世界，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这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中国传统体制的遗产在起作用，在中国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财富是与权力正相关的，而不是与勤劳正相关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中国吃够了痛失世界老大地位的痛苦，决意通过复兴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对权力和世界领导权的期望，使得我们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和担当，从而忘记了毛泽东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正确思想。即使比较冷静的学者呼吁中国还需“韬光养晦”，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还是想要在实力具备后便要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
当没有人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忙着去拉队伍，结果陷入了今天的危机。即，在全世界的的无产者还未富裕起来的情况下，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却在开始走向联合。如此格局，将会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瓶颈。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