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说，孔子之前，中国历史文化积累2500年，至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之后，中国历史演进2500年，孔子开其新统。而借“孔”例今，以现代意识说说过去的一周的社会文化热点，抒发相关的社会文化的见解，正是笔者开设栏目、形成一本小册子的初衷。一方面力图有点新意，一方面普及“孔”学；一方面增加一点关乎新闻的针对性，一方面也避开“心灵鸡汤”一类的说教。
“请不要将我们打扰。时间正飞驰而去，而转瞬之间我们的双唇就会永闭无声。”古往今来，很多人意识到了生命的紧迫感，像鲁迅《野草》里的那位“过客”，无数次地重复着“我只得走”、“我不回转去”、“还是走好”的话。虽然饱经风霜的老翁明明白白地告诉过客：前面只是坟，是无一人可以例外的“死亡”，但过客终于脚步踉跄地走了下去。有研究者证明：那“过客”就是鲁迅本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他在明与暗、生与死、爱者与不爱者之间背负起因袭的重担，孤独而顽强地“上下而求索”。他说只有黑暗与虚无才是实有，于是向那“无物之阵”举起了投枪，进行着自己“绝望的抗战”即与时间的抗衡。
的确，乌托邦式的空想和自我解嘲的“佛系”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不浸身于真实的跋涉的苦难，不踩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节奏“走”下去，便只有阮籍似的恸哭而返。
但是，如何走下去，如何与时间抗衡，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选择。笔者的选择是阅读与写作。
5年前的2013年，为了对林林总总的“毛传郑笺孔颖达疏”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为了熟读乃至背诵经典以便让自己天天写讲义笔头不至于生涩，也为了既不随意贬低又不无限拔高自己的“同乡”孔夫子——例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钱穆说“女人”仅仅是“妾氏”，杨伯峻说就是女人，南怀瑾说男权中心，李泽厚说准确揭示了女性心理。而记得读本科之际，老师说“小人”前面的“与”是“嫁与”，于是“女人”就没有任何褒贬色彩了——笔者决计重新注释一遍《论语》。并不准备与名人争一日之长，仅仅是“聊备一说”，自娱自乐而已。《行走在当下的孔夫子》正是这注释的副产品，当然，里面有“我注六经”，但多半是“六经注我”。
后来，得到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项目的资助，变成了“孔子与社会文化”的小册子，是始料未及的。开始只是觉得选题不错——孔夫子的一言一行，何处不是与“社会”相关、哪一样不是有着浓厚的“文化”色彩呢？待到真的动笔，才知道所谓的“打通古今”即联系当前的社会文化新闻写文化随笔，大不易也。比如选题，比如切入点，比如对于新闻的理解，比如对于孔孟之道的把握。然而，既然大象的头了进了门，身子也就必须往里挤，只能勉力为之了。适值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几家纸媒的文化版有了弘扬传统文化的策划，约笔者写作有关孔子《论语》的专栏。于是评论专栏“一孔之见”应运而生。
钱穆先生说，孔子之前，中国历史文化积累2500年，至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之后，中国历史演进2500年，孔子开其新统。而借“孔”例今，以现代意识说说过去的一周的社会文化热点，抒发相关的社会文化的见解，正是笔者开设栏目、形成一本小册子的初衷。一方面力图有点新意，一方面普及“孔”学；一方面增加一点关乎新闻的针对性，一方面也避开“心灵鸡汤”一类的说教。
孔夫子平生重自学自律、匡世诲人，尤其见不得礼崩乐坏，其言行有两大相关：一是与其教育大业息息相关，二是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值得阐释的切入点比比皆是。如今弘扬传统文化，亦大有必要接上“地气”。私心惟愿栏目能够帮助后学理解国学原典，也愿孔夫子的言行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审视当下的社会文化流向。当然，能否如愿，笔者心中一直惴惴，因为读者才是最后而最可靠的评判员。
接下来的问题是：每周殚精竭虑写两千字，是一桩苦差事，在文学早就被“边缘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呢？
关于这个问题，鲁迅的弟弟周知堂的回答是：“消磨时日”。这位“大傲若谦”的随笔大家说，原来自己是喜欢买书读的，后来书籍越卖越贵，买不起了，于是就自己写作，把时光打发掉。这种半开玩笑的表述自然不无幽默，但是，作为今天的“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上班族，多少人会有如此潇洒的做派？
笔者的“笔耕不辍”其实就是“延续生命”的手段之一。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母亲说女儿是一个“纸人”，格子就是生命。笔者正在向三毛逼近，只是“爬格子”变成了“敲键盘”。
2016年暑假，涂又光先生的弟子罗海鸥博士送给笔者一本书，是他主编的《涂又光研究》，他说：“涂先生的学问多半是60岁以后做的！”笔者几十年前读冯友兰潇洒的“中国哲学简史”，便对译者涂又光大为佩服，闻听此语，心有戚戚。笔者身边的劳承万先生，已八十高龄，但至今精神矍铄，著作不断，长篇大论在重要刊物上接二连三，确乎堪为楷模。
日前，微信里颇有一些“五零后”与“六零后”关注并转发有关好莱坞开拍新片《倒时钟》的旧闻——文章来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6期。
电影的主线，是美国的心理学家艾伦•朗格在1979年做的实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个老修道院里，朗格和学生们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叫做“时空胶囊”的地方，被布置得与20年前即1959年一模一样。受邀的16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被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每组8人。他们将在“时空胶囊”里生活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当中，老人们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他们听20世纪50年代的音乐，看当年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彼时的报纸和杂志，讨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军事行动，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因为年轻了20岁之故，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地生活，比如一起布置餐桌，收拾碗筷。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或者扶着走路。唯一的区别是，实验组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组则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
实验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改善。他们的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体重增加了3磅，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不过，“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
局外人看到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今天，朗格仍难以解释那一个星期里，老人的大脑和身体间发生了怎样的交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了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
总之，艾伦•朗格证明：青春是可以挽留的。
关键在于写作的过程与齐活的“乐在其中”。
老杜诗曰：“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清代学者浦起龙《读杜心解》云：“自言攻苦如此”。另一清代学者翁方纲《石洲诗话》云：“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笔者一直是散淡之人，从来不曾认认真真地“攻苦”过的。
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大哉孔夫子，他告诉我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忘记年龄而防止衰老最好的办法。心里有事，手里有活，是延续自己生命的最佳手段。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网上推送之后，老同学、老同事、各路弟子、微信读者的嘉许，兄弟报网的转载，让我觉得自己仿佛真的属于“精力充沛”一族。其实恰恰相反，是这种“带着任务”的写作，让我“不知老冉冉其将至”，图书馆的安宁让我丰盈而快乐，“返老还童”的心态油然而生。
2008年，以设计猴票和酒鬼酒瓶家喻户晓的画家黄永玉，已84岁高龄，他那一年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比我更老的老头》，历数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黄苗子……的音容笑貌。那些闪亮的名字照彻了百年中国的文化苍穹，而他们的共同点很简单：笔耕不辍。
日前翻读恩师任访秋先生文集的日记卷，1993年3月31日，84岁的先生还在自责：“近来未作什么工作，时间多消磨于无用之事，应该加以纠正”。先生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96年10月21日，只有一句话：“凭我的记忆，摸着写……”，彼时他已经双目失明。有多少人知道：任先生1936年北大研究院毕业，论文《袁中郎研究》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胡适，委员是周作人、罗常培、陈寅恪、俞平伯？以英文版《英国文学简史》和译著《伊利亚随笔》、《伦敦的叫卖声》等著作闻名的恩师刘炳善先生，去世前打点滴，坚持让护士扎左胳膊，右胳膊吊着甲板写著作，终于在驭鹤之前完成了一千万字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前辈尚且如此，吾侪有什么理由懈怠呢？
笔者不是“老当益壮”的超人，仅仅是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我一直愿意做的，因此从来不觉得疲惫。
难得闲人话白云。颜回“喟然叹曰”：孔夫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之，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孔夫子是说不尽的，或许这样的写作还能够继续下去。
我希望中华文化的血脉永远汩汩淌流，希望年轻的弟子与读者比我活得快乐，我相信年轻的弟子与读者会得到更多的快乐。
2018年5月于商丘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