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2012年为钱中文老师80寿辰撰写的祝贺文章，原载《文艺报》。2021年4月23日作者回到母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参加“钱中文先生赠书仪式暨钱中文先生读书室”揭幕仪式，重读这篇文章，觉得仍不失现实意义，故在美中时报转发，以使读者进一步了解钱中文先生学术成就与理论创新的时代价值。
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钱中文在《文化创新的艰巨性》一文中指出：“我们极需建立一种符合我们自己现代化需求的现代性思想，使我们解放思想、高瞻远瞩而又实事求是，根据现实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阐明新问题，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不断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钱中文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不仅倡导创新，而且率先垂范，坚持不懈，为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的变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总结钱中文的创新思想和创新成就，对我们在新的时代继续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文艺理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人文知识分子应是具有思想创造力的人
钱中文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在《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一文中提出：“我们跟了别人一百多年，不知何时有个转机？我们能否建立我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这一“世纪之问”极为深刻。20世纪初，“五四”中的各种新学说自然是我国社会自身的需要，但大都来自欧美；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我们自己的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
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必须创新。创新包括不同的层次，但最重要的创新是思想的创新。钱中文指出：“人文学科应当创造新思想，这样的人文学科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在文化、理论的创新方面，他要善于洞察变化着的现实与文化的实践，使理论适应急速变化着的现实的与实践的需要，同时要使理论具有前瞻性，从而从精神方面发生积极的作用。在建设新文化的思想的指导下，人文知识分子应是具有思想创造力的人，他创造的是传之久远的文化精神与价值。”
独立自由的学术个性是理论创新的基本素质。钱中文指出：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来说，他应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有着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还应是一个具有血性和良心、怜悯和同情的人，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的人。”他在论及前苏联著名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时说到，学者要坚持自己的声音，坚持自己具有原创性的观念：学术上的真知灼见，常常可能会被时尚视为异端邪说，这时作为有学术个性的独立人格的学者，他能够坚持己见，忍受精神的歧视与寂寞，以至生活清贫，甚至生存也难以维持。但他们会克服一切困难和折磨，而超越它们，坚持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著述不能出版，就把它们束之高阁，而安之若素，这就是巴赫金的精神写照。其实，这也是钱中文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感悟，是他文艺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
钱中文是一位具有独立自由的学术个性和思想创造力的人文知识分子。第一，他提议组织翻译出版了“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巴赫金全集”等等，为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的变革与进步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第二，他提出了“主导、多样、鉴别与创新”的新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为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三，他提出文学具有“多本质性”、创建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建立“现代性”的思维方式、重建“新理性精神”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等许多新的命题，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拓宽了空间；第四，他参与了文学的政治性与审美性、阶级性与人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与文化、所谓文学消亡等重大文艺理论问题的探讨、论争以及对中外重要文艺理论家与作家做出评论，提出了许多见解独到的新观点；第五，他主张在学术讨论中建立一种走向平等、宽容、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一再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为抵御独断专行的话语霸权提供了新的思想；最后，他创立了系统的“审美意识形态”文艺理论，这不仅是钱中文和其他学者共同的重要的理论创新成就，也是新时期文论的一大收获。
大力弘扬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钱中文学术研究中反复强调的思想，是他文学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他在题为《创建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的访谈中说：“要以‘现代性’即现代意识精神为指导，来进行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十分明显，钱中文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自觉地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持将“现代性”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变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是钱中文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的突出特色。
“现代性”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国内也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现代性”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然而，如果不是孤立的，而是将“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概念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也许就能把握住它的历史内涵。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我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以后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构成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现代化”，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过程。
理解了“现代性”、“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历史内涵，就很容易认识钱中文提出的文学理论现代性的重大意义。
钱中文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文学理论要求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从合乎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他认为，当今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第二，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第三，促进文学的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
钱中文的现代性理论是针对我国当今社会所存在的“封建性”提出来的。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虽然在西方现代社会已经倡导了几百年，但对于我国现实社会还远远没有过时。邓小平曾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例如科学，广大群众并未受到科学的真正洗礼，所以邪说一起，就会有人盲目追随。例如人道，如今不少人在反人道行为面前，表现了极度的麻木，已失去了血性与良心、同情与怜悯。又如民主，每年人大会议总要提到要如何如何加以改善，可见问题多多；又如法制，它不时受到人治的挑战，有权势的人说了算。显然，钱中文所坚持的现代性是与反封建的现代性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同时，钱中文认为，现代性自身是一个矛盾体，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会衍生出不少反面的东西，因此要把各种体现了现代性的思想本身视为矛盾体。这些思想一旦过度阐释，就会人为地停滞下来，使之变为永恒真理而走向其反面，所以必须赋予现代性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功能，既批判旧有的文化，也要不断批判现代性带来的消极面。现代性是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是使传统不断得到更新、发展的现代性，是一种具有历史的具体指向性的现代性，是一种不脱离世界潮流的本土化的现代性。
钱中文的这一观点十分深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我国，20世纪90年代我国也出现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现象，于是，现代性受到了怀疑和挑战，或被看成过时的东西。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东方的中国，只有轮回没有历史。正如钱中文所指出：“我国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的发展，和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途径很不相同，由于强大的文化传统，由于东方制度的种种特征，以及我国社会、文化曲折的进程，发展至今，在我们这里，还未出现西方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典型现象。”所以，“从社会、文化乃至文学的世纪情况考虑，当今需要大力张扬的是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一种建设文化、文学的现代精神”。
尽管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但是由于地缘环境、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是不平衡的。特别是我国与西方现代社会相比，虽然都处于21世纪，但是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极其不同。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在2011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中国的真实国情与美国相差100年。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赵晓2010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凤凰网·博鳌一席谈”中表示，中国在精神文明方面与美国相差100年都不止，中国在生态上，在体制上，在文化上，在公平上，在综合实力和人的全面发展上，与美国相差都十分巨大。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时间的层面理解现代性；更不能用西方后现代社会的视角，企图跨越现代性，否定现代性。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文化现象是并存的，但对于我国的人文科学者来说，现代性应是一种主导的思想。”我赞同钱中文的主张：“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一种历史取向，它是未竟的事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恐怕还得在现代性的视野里，探讨文化、文学问题。”
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
钱中文在《曲折与巨变——百年文学理论回顾》一文中指出：如果对近百年来现代性的追求进行反思，那么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应该给以严重的注意了。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他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提出：“当今的现代性，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钱中文将这种现代性思维方式称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
人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其家庭、教育、社会与民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一种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会对相应的思想观念产生制约，二者一起构成固定的思维定势，长期支配人们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其中，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可以超越时空，甚至可以流传千百年，成为民族思维、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成为精神层面的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文化基因，它暗中左右着当代社会该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一定的民族思维方式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钱中文所说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其实不局限于思想理论界，从历史上看，它是我国民族文化一种传统思维定势在思想理论界的当代变种，其生成的时间不止百年，应当说，它是我国民族两千多年皇权文化传统的产物，实质上是一种“专制独裁”的思维定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权政治、二元对立、理论独白、独断专行的话语霸权以及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见的“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武大郎开店”等等，都是民族文化传统专制独裁思维定势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同方面的表现。长期以来，我国民族之所以失去了思维的创造力，就与这种专制独裁思维定势直接有关。这种思维定势是我国皇权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最古老、最庞大、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藩篱。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英克尔斯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钱中文提出并大力倡导“交往对话”的现代性思维方式，是对几千年来“专制独裁”民族传统思维定势的抵制与批判，不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革和发展，而且对于推动我国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和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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