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共和党成员迈克尔•T•麦考尔
执行摘要
在2003年非典大流行期间，中国共产党利用其对中国境内记者和异议人士的管制，隐瞒真相并混淆疫情源头。中共领导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病毒信息。在这一渎职行为之后，国际社会要求对规定各国必须如何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改革。今天，已经很明了的是中共未能汲取这些教训。当前的疫情大流行是他们2003年对非典疫情的不当处理导致悲剧的第二篇章。
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的起源以及导致疫情扩散方面仍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新信息显示中共对疫情的隐瞒和掩饰行为。本中期报告致力于把可公开获取的信息置于当时的实际背景，指明有哪些关于病毒和响应措施仍然悬而未解的问题，并就今后如何改善全球响应提出建议。本报告聚焦于大流行病的初期阶段，也就是 2020 年 1 月 23 日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在今后数周和数月内，本报告将会有所更新和扩充，但某些事实已经确立。
毫无疑问的是，中共主动实施了掩饰行为，目的在于混淆数据、隐藏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并压制试图向世界发出警告的医生和记者。他们有意而且一再忽视《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规定的义务。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知道发生大流行病几周后才将其公布于众。中共本可以用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作出响应，支持全球公共卫生响应，并与世界分享如何应对病毒的信息。如果他们当时这样做了，当前的大流行病是有可能避免的，从而拯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并使世界经济免于崩溃。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一直赞扬中共的“透明”来回应中共的掩饰行为。世卫组织一再套用中共的谈话口径，却忽视与之相抵触的信息。谭德塞总干事竭力为中共的响应措施辩护并欣然接受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他的这些行为及其对全球响应的影响令人极为关注。悬而未解的问题仍然很多，这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审视世卫组织对于新冠病毒肺炎的应对措施。然而，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世卫组织也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某些职责。
据我们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情况可以反映出，中共未能保护本国公民并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这已导致记者失踪，世界深陷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几十万人丧生。因此，美国和众多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国一定要确保落实问责和必要的改革，以防止中共的渎职行为酿成本世纪第三场源自中国的大流行病。
前言
世界目前正饱受被称为新冠病毒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病之苦。截至2020年6月10日,已有超过720万起确诊病例1,发生在至少177个国家2。据报已有412,100人死于由一种冠状病毒毒株所造成的疾病3。冠状病毒最早发现于1968年,这是一个与核糖核酸有关的病毒家族,已知会造成动物和人类染病4。依毒株而异,冠状病毒可造成从普通感冒等轻度感染到“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与“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等致命疾病在内的一系列病症。“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是由一种与造成2003年非典大流行病毒株SAR-CoV相似的冠状病毒毒株造成。这一病毒已被命名为SARS-CoV-2。基于对疫情爆发初期阶段的审视,并基于对病毒的扩散与新特征的试图掩饰、未能按照国际法5的要求分享准确信息并对希望向世界发出警告的声音予以打压等行为,中共要为从一场地方疫情演变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病而承担绝对性的责任。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向公众发出警告的几周前就知道有一场大流行病正在发生。研究显示,中共如果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并更早做出公共卫生响应6,本有可能把中国境内的病例数字最多减少95%7。世界卫生组织未能调查并公布与中共官方相抵触的报告,同时却赞扬中国的响应措施,从而使中共得以进行掩饰。总之,假如中共以透明与负责任的方式行事,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是有可能避免的。
在分析这些事件时,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是,在某些节点,中国当局试图利用中国中共独断权力,包括民政当局采取行动或传递信息的能力在中国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做出区隔,或者把责任转嫁给地方当局。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疫情爆发时担任武汉市长的周先旺的说法：周为他在掩盖行为中的角色进行辩护并宣称:“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需要获得授权后才能披露8”。因此,本文有关中国国家责任的结论认定中共是承担这些责任的实体。
疫情大流行初期阶段
据信,在2019年11月初或中旬的某个时候,一种新型冠状病毒首先在中国中部地区湖北省的省会武汉感染了人类。虽然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一病毒的成因据说是人畜共患病溢出的结果9。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说,情报界认同科学界的共识,那就是病毒是自然产生的,而非经过基因改造10。后来被命名为SARS-CoV-2的这个病毒造成了被称为COVID-19的疾病,也是当前全球大流行病的根源。目前,中国当局最早鉴别出的病例可追溯到2019年11月17日11。随后几周,每天报告的新病例为一到五起12。2019年12月16日,一名65岁的男子被收入当地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患者发烧双肺感染。他接受了抗生素和抗流感药治疗,但病情没有好转。后来发现他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13。
据公开报道,除海鲜之外,华南市场的商贩还销售各种野味,上市出售的有来自75个物种的120种活着或死去的野生动物14，其中包括果子狸、骆驼15,可能有穿山甲,所有这些都已知可携带各种每毒株的冠状病毒。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武汉各处医院报告有几十起神秘病例。到12月20日,已有60人感染了这一病每,包括与华南市场工作人员有密切接触但没有直接接触市场的家庭成员,这就是人传人的早期迹象。到12月25日,武汉两家不同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感染了病毒后被隔离,这是人传人的第二个明确早期迹象16。
12月27日,当地一家处理患者样品的实验室向武汉的医院和卫生官员报告说,该疾病是由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它与造成2003年非典的SAS-CoV在基因上有87%的相似度17。在那次大流行病期间,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是人传人18以及家庭内部的传播以及医务人员之间的传播，这正是2003年非典新病例的两大原因19,武汉医疗工作者有理由感到担心。
同天晚些时候,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将这一信息提供给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当地分部。至此,有至少180人可能携带该病毒20。三天后,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负责人艾芬医生得到了一份实验室的检测结果,鉴定病因是“SARS冠状病毒”21。艾医生向她的上级报告,并把结果报告给医院的公共卫生科。她随后用粉色标记把阳性结果圈起来,并把检测结果和一段肺部扫描视频传给了医学院的一名同学”22。
这则消息传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另一位医生李文亮那里。他通过微信向100多名校友发出了“确诊了七例SARS”的警告23。
第二天,也就是12月31日,网上开始出现中国媒体有关爆发非典型性肺炎的报道。“新发传染病监测系统”(ProMED)的网站上注销了其中一则报道的机器翻译版,该系统是“基于美国的有关传染病爆发早期情报的开放获取平台” 24。据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医生(Dr. Michael Ryan说,世卫组织是通过ProMED的这则讯息发现疫情爆发的:
12月31日收到来自我们的流行病情报公开来源伙伴PROMED的信息,显示中国发生聚集性肺炎病例的信号。那是来自武汉的公开信息来源。同天,我们收到台湾卫生当局的请求,该讯息提到新闻消息来源表明武汉媒体报道了至少七例非典型肺炎病例那项请求当天立即被送至我们的中国办事处,以便向中国当局进一步了解情况,1月1日我们正式要求按照(《国际卫生条例》)核实此事,这是一个正式的程序,超越了任何非正式核实,成员国必须要做出回应,并且必须保持互动25。
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指示世卫组织中国办事处寻求核实来自中国的这些报道。与其公开宣称相反的是,中国从没有通知过世卫组织武汉爆发疫情26。中国当局还主动从事掩饰行为,目的是防止相关消息扩散,包括患者SARS检测结果呈阳性以及他们了解到的该病是由与SARS-CoV相似的冠状病毒造成的情况。正如本报告随后的讨论所指出,这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
相反的是,中共采取行动防止消息扩散。12月31日,就在世卫组织得知有关疫情爆发的媒体报道的同天,中国境内不同的技术服务商开始对与疫情爆发有关的关键词实行审查。在直播平台YY,被审查的包括“武汉不明肺炎”和“武汉海鲜市场”等词组。微信还审查对中共的批评,包括“与流行病有关的揣测性与事实性的信息,对国家媒体已经报道的中国政府抗疫努力的中立提法”27。
同天,台湾疾病管制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向世卫组织联系窗又发去一份电邮,将来自中国有关武汉发生“至少七例非典型肺炎”的网上报道通知给他们28。据台湾疾控署的说法,“非典型肺炎”一词在中国被用来指SARS29。此外,“至少七例”的提法与李医生上述消息有惊人的类似。台湾给世卫组织的电邮还提到病患已进行隔离治疗,这是疑似人传人的迹象。台湾疾控署还要求世卫组织与他们分享任何相关资讯。世卫组织的唯一回应是一则声明,称台湾的关注已被转给专家同仁但为了其他成员国的利益不会将其登在他们的内部网站上30。台湾政府认为人传人的证据很充分,因此在他们联系世卫组织的当天,台湾方面“依据有人传人可能性的处理程序”,强化了边境控制和检疫措施31。
2020年1月
第二天,也就是2020年1月1日,中共官员下令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并进行消毒,销毁了可能帮助洞察疫情起源的科学证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名官员下令基因测序公司和实验室停止测试并销毁患者样本。一日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完成了SARS-CoV-2的基因图谱但没有公布数据或通知世卫组织32。1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道全国范围的命令,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所下达的命令类似,要求销毁病毒样本。中共直到2020年5月15日之前一直拒绝承认它下达过这道命令33。
世卫组织直到1月4日才发了两条推文,将其所了解到的武汉爆发疫情的情况公布于众34。同天,香港大学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Dr. HoPak-leung)公开警告有人传人的高度可能性35。何医生说,由于通报病例数迅速上升,他相信人传人的情况已经在武汉发生。他还警告,病例可能会在春运期间激增36。春运持续40天,专家们预计节日期间旅行人次约有30亿37。1月5日,第二家中国实验室,也就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通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说,该所测出病毒的完整基因图谱与SARS-CoV相似38。中共仍然未将中国研究人员鉴定出病毒、做出基因组测序而且将这是一种在基因上与造成2003年非典大流行病的病毒相似的冠状病毒的信息向世卫组织通报。
从1月6日开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一再与中国联络,提出愿派一组专家协助中方的响应措施39。中共拒绝这些团队进入中国。1月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据报下令控制疫情。他亲自参与这阶段中共对病毒的响应一事直到2月才被披露出来40。在习总书记下达命令的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疫情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41。两天后,中共公开承认疫情是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但是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新病毒会轻易在人际间传播,那样将尤其危险,也没有与任何死亡案例有关联”。这种宣示是在武汉医院官员通知中共卫生当局造成疫情爆发的病毒是一种在基因上与SARS-CoV相似的冠状病毒的13天之后。
中国国家媒体在1月11日报道了与疫情有关的第一起死亡病例,同时,来自中国各地的旅行者开始动身投入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旅行人次预计多达30亿,包括数以百万计的海外旅行42。同天,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张永振教授对中共未能就他于1月5日发出的警告采取行动而感到沮丧,于是在病毒学网站(virological.org)和美国国立卫生院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维持的开放获取在线数据库基因银行(GenBank)发表了他的实验室的SARS-CoV-2基因组序列数据。几小时后,中共国家卫健委宣布将向世卫组织提供病毒基因序列。第二天,也就是1月12日,中共将这家上海实验室关闭“整改”43。与此同时,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网上公布了它在十天前(1月2日)完成的病毒基因组完整序列,中共将其提供给了世卫组织。有可能是张教授在网上发布的数据迫使中共最终与世界分享SARS-CoV-2基因序列。
1月13日,也就是向世卫组织递交基因序列信息一天后,泰国通报了中国境外第一起新冠病毒肺炎病例“44。1月14日,世卫组织新型传染病部门负贵人宣称“可能存在有限的人传人,但很明确的是,目前还没有持续的人际传播”45。世卫组织官方推特账户同天发表一则推文,宣称“中国当局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46。这样的声明无视医务工作者从患者那里感染病毒的上述报道、台湾发出的人传人警告以及香港大学何医生所公开发表的言论。
在世卫组织淡化人传人风险的同一天,包括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孙春兰在内的中共高级官员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根据美联社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告诉中共领导层,随着泰国确认一起病例,情况“出现了重要变化”47。根据马晓伟的备忘录,中共相信,随着春运到来,“疫情扩散可能大幅提升”48。马推断说,“各地必须为疫情大流行做好准备并作出响应”49。为此,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了重大卫生事件响应行动。国家卫健委向省级卫生官员下达了一份63页的指导手册,说明如何应对疫情,包括要求医生和护士穿戴个人防护装备。这些指示标有“内部”和“不得外传”字样50。这次会议以及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指导方针都得到了中共官方的大事时间线的证实51。
尽管如此,1月17日,也就是武汉和湖北省的人大和政协年度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宣布了1月5日以来的首起新病例。应指出的是,这些政治活动始于1月6日。这可能表明,为了不干扰一次重大的中共政治会议,当局暂停通报新病例52。第二天,也就是1月18日,在这段未公开的公共卫生响应期间,武汉全市有四万个家庭参加了万家宴53。
1月20日,也就是在得到有可能爆发大流行的警告六天之后,习总书记终于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鼓励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这也是国家卫健委首次发布声明确认病毒正在发生人际之间扩散,尽管地方卫生官员一个月前已向中共发出了警告54。次日,美国确诊了首例病例。
1月20日和21日,世卫组织驻中国和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专家代表团赴武汉进行实地考察55。他们1月22日发表的报告承认有人传人的证据,但告诫说需要更多的分析56。当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召开了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疫情。经过两天的讨论,突发事件委员会就是否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产生了分歧57。决定不宣布这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谭德塞博士说,“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紧急情况,但它尚未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卫生紧急情况。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人际传播会扩散到中国之外58。”尽管在中国境外已出现确诊病例,中国境内的医务人员中间也出现病例,而且台湾和香港大学警告说正在发生人传人的情况,但世卫组织还是再次做出这样的表示。
就在谭德塞总干事决定不宣布这是一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同一天,中共在武汉实施了全市范围的隔离,停止了进出这座城市的所有公共交通59。然而,由于这个决定被推迟,估计500万人已经在几天或几周前离开了武汉60。中共后来暂停了组团出境游,但允许个人出境游,尽管《日经亚洲评论》认为,“组团游在中国所有出国游客中所占比例不到一半”61。这个宣布62是在春节期间大量出境游开始17天后发布的63。在接下来几天里,法国64、澳大利亚65、加拿大66相继报告了它们的首起确诊病例。1月28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作为世卫组织代表团的一员前往北京访问。他再次赞扬了中共对疫情的处理,说“中国展现出透明度,包括分享病毒数据和基因序列”67。这一信息是在一位中国研究人员在网上泄露之后才分享的,作为中共掩盖行为的一部分,这位研究人员后来受到了惩罚,谭德塞在讲话中却只字不提。
两天后,也就是1月30日,谭德塞总干事再次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并根据他们的建议,作出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布。此时,已有近10,000起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包括中国以外18个国家的83例。有三个国家已确认在其境内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况68。同一天,美国确认了首例人传人的病例69。谭德塞总干事直到41天之后的3月11日才宣布新冠病毒肺炎是全球大流行病70。
中国共产党的掩饰行为
从疫情的初期阶段开始,中共一再采取行动试图隐瞒有关病毒的至关重要的信息。上述时间线提到几个例子:
·中共未能将一种新疾病在其境内爆发的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中共再次未能将符合世卫组织有关SARS定义的病例通报给该组织。
·决定不立即公布武汉病毒研究所完成的引发COVID-19疾病的SARS-CoV-2的基因图谱。该基因图谱本可显示它与SARS-CoV的相似性,并确认它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关闭了在网上发布SARS-CoV-2基因组的上海实验室。
·在1月6日至1月17日中共召开政治会议期间,没有宣布新病例。
·打压医生提供的人传人证据的报告。
·1月间有六天的时间未通报响应措施,其间习总书记和其他中共高级官员对他们了解到的正在发生人际传播和可能发生大流行病的情况秘而不宣。
除了本报告中已经提到的之外,还有许多例子说明中共试图混淆、隐瞒和压制信息。尽管一再要求,中共拒绝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病毒样本。值得注意的是,1月24日,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同意分享病毒样本之后,在北京的中共官员却阻止了该研究所与位于加尔维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部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享病毒样本”71。
中共的宣传人员还试图散布虚假信息,并转移对他们有关掩饰行为的指责。随着各国开始限制旅行,中共对他们提出公开和私下的批评。2月中旬,中共吊销了积极报道疫情的西方新闻机构的记者证72。中共官员至少两次向威斯康星州的州参议员罗杰·罗斯发出请求,要求该州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赞扬中国对这个大流行病的响应措施73。德国报告说,中国外交官在德国境内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74。
中国外交部的中共官员还提出了未经证实的说法,称病毒可能源自中国境外75。该部官员赵立坚在推特上分享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声称病毒是由美国军方带入中国的76。这篇文章来自globalresearch.ca,这是一个推动亲普京的宣传而且据报与俄罗斯国家媒体有联系的网站77。他的推文得到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的大力宣传78。在3月底,中共官方媒体再次改变了它们的说法,宣传暗示病毒起源于意大利79。
赵立坚的推文译文: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请读这篇文章并转推。COVID--19:病毒源自美国的进一步证据。
也许最关键的是,在整个疫情爆发期间,中共操纵病例统计数字,尽可能淡化SARS-CoV-2传播的重要性以及相应的COVID-19病例数。从一开始中共只允许报告一些有症状的病例。在2月中旬,中共只报告了有症状、经过临床诊断并得到实验室检测确认的病例。2月13日,在湖北省对那些无法获得检测或仍在等待检测结果的人,这一标准被放宽了。政策改变后,中共在一天内报告了14,840个新增病例80。3月22日,有报道说,中共机密数据显示，截至2月底,中国约有43,000名无症状者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占所有病例的三分之一81。直到3月31日,在有关中共的指导原则不许把无症状病例纳入确诊病例数的报道浮出水面后,这项政策才被逆转过来82。
3月底,武汉居民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共官方公布的2500个死亡人数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报道显示,汉口殡仪馆在一天之内就从一个供应商那里领取了5000个新骨灰盒。据报道,武汉的七家大型殡仪馆每天将大约500人的火化骨灰送还给家人。据一位武汉居民说,很多人认为到3月底实际死亡人数已超过40,00083。
医生和记者的消失
中共的掩饰行为不仅限于压低数据或病例数量,还涉及严重侵犯人权。三名公民记者发布了在武汉的医院和火葬场拍摄的视频后失踪。其中之一的李泽华于4月23日才露面。李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他在2月26日被中共安全人员从公寓带走,他们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将他拘留了24小时,然后强行将他隔离在一家酒店直到3月14日。随后,他被送回武汉,并被强制隔离14天84。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说法,李最初到武汉是为了调查另一名记者陈秋实的失踪,陈秋实在此之前失踪了。陈秋实和另一名失踪记者方斌都没有再露面。
此外,还有多个中共执行拘留和可能让那些试图警告其他人疫情真相的中国医生失踪的令人不安的例子。上文提到的李医生在微信上透露七例SARS确诊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后遭到了医院官员的训诫。1月3日,在他对其他医生发出警告四天后,李医生被武汉市公安局胁迫在一份训诫书上签字,这份训诫书指责他“发表不属实的言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85。他还受到刑事起诉的威胁。李医生是武汉至少八名因公开讨论疫情而受到警方骚扰的医生之一86。对他们的惩罚还在国家电视台上播出,恐吓其他医生,使他们不敢发声87。李医生在训诫书上签字后返回工作岗位,五天后感染了病毒。李医生被送进他所工作的医院的急诊科。李医生在2月7日去世88。
李医生和其他七名医生并不是唯一受到中共官员胁迫的医务人员。向李医生分享了确诊SARS病例实验室检测结果的艾医生于1月1日在一名医务人员从另一家医院转到她的急诊科后下令她的工作人员开始戴口罩。那名患者是拥一家私人诊所的业主,在治疗发烧病人后病倒那天晚上,艾医生被命令第二天去医院纪律委员会,她在那里受到“散布谣言”的指责89。尽管努力为自己辩护并解释她对人传人的担忧,但医院纪委指责她造成恐慌,并说她“影响武汉的安定团结”90。1月11日,艾医生的一名护士被证实感染了病毒。在召集了医院的紧急会议后,她的上司指示对她那名护士的病历进行修改,以反映出一个不那么严重的诊断结果。五天后,医院官员再次否认病毒存在人传人91。3月10日,中国《人物》杂志刊登了对艾医生的采访,介绍了她治疗病人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中共对疫情信息的压制。在三个小时之内,这份最初的报道被中共审查人员删除。
未能遵守《国际卫生条例》
从2002年底到2003年初,中国没有报告在其境内爆发了一种新的致命疾病。四个月后,他们通知世界卫生组织说,中国是仍在持续的SARS疫情的源头。中国掩盖疫情源头的做法以及拒绝分享信息被认为是疫情扩大到当时规模的一个关键因素92。SARS总共蔓延到中国以外的28个国家,造成8000多个病例和774例已知的死亡93。
因此,2005年,世卫组织成员国同意更新《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卫生条例》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世卫组织所有成员国有义务履行某些公共卫生职能。第六条要求成员国向世卫组织通报其境内发生的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所有事件。《国际卫生条例》附件2是一项“决策文件”,为各国确定是否需要报告某一事件提供了一个框架。根据《世卫组织附件2使用指南》,有两类公共卫生事件要求会员国必须向世卫组织通报:
A)符合以下四个公共卫生标准情景中任意两个标准的所有事件。
B)涉及四种特定疾病(天花、SARS、新亚型病毒引起的人流感、由野毒株引起的脊髓灰质炎)中的一个或多个病例的任何事件,不论其发生的情形如何,因为根据定义,它们是不寻常的或意外的,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影响94。
在第一类中,四个公共卫生标准情景是:
1.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是否严重?(是/否)
2.事件是否不寻常或意外?(是/否)
3.是否有国际传播的严重危险?(是/否)
4.是否有限制国际旅行或贸易的严重危险?(是/否)95
世卫组织指南提供了在确定上述四项标准的答案时可用的问题和情况实例。标准一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是否严重”?指南在这个问题下所提供的造成严重公共卫生影响的情况的例子包括“极有可能引起流行病的病原体”和“在医务人员中报告病例”。鉴于该病毒已被确认与SARS-CoV有关,而且武汉的医务人员中也报告了病例,根据该指导方针,中共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是”,并且应该满足第一个标准。
同样,中共对第二条标准的回答也应为“是”。武汉的疫情是不寻常的,因为它是由未知的病原体引起的而且来源不明，这是世卫组织指南中提供的两个例子。此时,在满足了两个标准之后,中共应该按照附件2的要求通知世卫组织然而中共未能这样做。
对其余标准的审视还表明,其他两个标准也达到了满足条件。第三个标准评估事件是否有国际传播的严重危险。该指南询问“是否存在任何因素,警示我们此病原、载体或宿主有可能跨越国境?”在2003年SARS大流行病期间,中国未在春运开始之前公开承认疫情的爆发。结果,SARS迅速在广东蔓延,然后在香港和中国以外的国家出现96。鉴于2003年疫情爆发期间在春节之前不警告公众的决定与病毒扩散之间有着直接关系,在2020年1月下旬和2020年2月初,会有数百万人次的出国旅行计划,这本应让中共有理由对这个标准做出肯定的回答。
最后,第四个标准涉及对国际旅行和贸易的严重危险。世卫组织指南的问题包括:“过去的类似事件是否导致国际贸易和(或)旅行限制?事件的来源是否怀疑或已知是有可能受污染的食品…已向其他国家出又或从其他国家进口?事件是否引起外国官员或国际媒体要求更多信息?”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共对第四个标准的回答应该是响亮的“是”。2003年的SARS大流行病曾导致旅行警告和货物检疫。中共官员当时知道,这些病例已被实验室证实为SARS。中共知道,疫情早期的爆发集中在华南市场内部及周围,该市场有已知携带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的多种动物。当地和国际媒体都开始报道有关非典型肺炎的病例。
总而言之,早在12月中旬至12月27日中共就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估它是否有义务向世卫生组织通报,武汉的疫情是“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97。如果中共不致力于掩盖疫情,它本会对所有四个标准做出“是”的回答,并通报世卫组织,然而中共未能这样做。
在考虑成员国有法律义务向世卫组织报告的第二类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共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义务更加明显。第二类要求通知:任何涉及四种特定疾病(天花、SARS、新亚型病毒引起的人流感、由野毒株引起的脊髓灰质炎)中的一种或多种事件,不管它们发生的情形如何,因为根据定义它们是不寻常或意外的事件,而且可能具有严重的公共卫生影响98。
世卫组织的同一指南把应通报的SARS病例定义为“符合SARS的临床病例定义”或曾在实验室研究SARS-CoV“并同时经实验室证实感染有SARS冠状病毒的个体”99。SARS的临床病例定义包括四个标准:
1.有发热病史或发热记录;
2.一或多种下呼吸道疾病症状(咳嗽、呼吸困难、气短);和
3.X光片显示与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相同的肺部浸润征象,或者尸检结果与原因不明的肺炎或ARDS的病理特征相一致;
4.没有其他诊断能够充分解释所疾病100。
早在12月中旬,当那位65岁的男士入住武汉市中心医院时,该市的医院正在治疗数十名符合SARS临床定义的患者。华南海鲜市场的几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出现了发烧、咳嗽以及与肺炎一致的肺部浸润,而且没有其他诊断。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通知武汉疾控中心,武汉爆发疫情的原因是一种类似SARS的新型冠状病毒101。据公开报道,至少有七名者经实验室确诊感染SARS冠状病毒102。
就如世卫组织指南所述,对经实验室化验结果和临床诊断均确认的单一SARS病例，成员国必须向世卫组织通报。截至12月30日,中共卫生部门知道,武汉至少有七名患者符合这一要求。
次日,也就是12月31日,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指示中国办事处核实有关正在发生的疫情的媒体报道。中国没有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的爆发,也没有告知他们了解到的多名患者已被诊断有SARS以及疫情是由一种在基因上与SARS-CoV相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情况。中共未将疫情通报世卫组织,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中共未能按照附件2的要求通报SARS病例,也违反了第六条。中共未能向世卫组织提供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制成的病毒基因序列,这可能也违反了第六条,该条款要求会员国就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所有相关的公共卫生信息”。
与中共在2003年SARS大流行病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相似之处
鉴于中共在2003年SARS大流行期间的渎职行为是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改革的基础,审视他们在处理SARS方面的失误,并将其与新冠病毒肺炎处理不当进行比较是慎重之举。在SARS爆发初期,中国禁止其媒体报道疫情103。早在2003年1月27日,北京就发布了讨论此次疫情的机密文件104。中共在疫情开始四个月后终于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但它仍继续提供有关其境内SARS病例数量的不准确信息105。
与新冠病毒肺炎爆发初期的情况类似，前往SARS疫情爆发中心的请求遭到中共的拒绝。即使是在世卫组织被获准前往之后,遮掩行为仍在继续。中共官员甚至把SARS病人安置在医院病房和在城市里到处转的救护车里,以免他们被世卫组织看到106。就像本报告所提到的那样,2003年初,中共未能在大规模的春运季节开始之前就疫情的爆发向公众发出警告。
很明显,中共在2003年SARS大流行期间的行为与正在持续的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认了中共在处理SARS疫情失败和他们掩盖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八项行为（见下表）:
中共对两次疫情处理不当的惊人相似只会进一步证明,新冠病毒肺炎的传播和影响本可以避免。中国曾经面临过类似的危机,然而仍在试图掩盖,世界因他们的错误而遭受损失。当再度面临相似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形时,中共官员在他们过去的错误上变本加厉,在这段始于2002年的故事中,新冠病毒肺炎成为更加致命、更具破坏性的第二篇章。
对全球响应的可能影响
由于蓄意误导国际社会,拖延公布有关疫情的真实信息,中共的掩饰行为严重影响全球对新冠病毒肺炎的响应。即使在响应开启后,来自于世卫组织的相应指导方针却是根据中共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制定的。据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说,如果不是中共对疫情的程度进行了“应受谴的”107混清,国际社会的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家张作风(Zuo-Feng Zhang)在被问到拖延问题时说:“这是巨大的。如果他们早六天采取行动，病人数量就会少得多,医疗设施也就足够了。我们本可以避免武汉医疗系统的崩溃108。”
中共掩盖病毒传播的影响是可以计算的,至少是部分可计算的。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三种非药物干预措施(NPIs),即旅行限制、遏制措施和接触限制(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等)对病在中国传播的影响。根据他们的研究,如果在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实施这些非药物干预措施,感染病本可减少66%(一周前)、86%(两周前)或95%(三周前)109。通过将早期时间线与本研究中的信息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卫生官员及高层领导在足够早的时间就已掌握所需信息,可使中国2月底的新冠病毒肺炎病例比估计病例数至少减少86%110。在以下三种情形中,中国本可早于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前就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
情形一:艾医生在获得12月30日实验室确定SARS感染病例的结果后通知了公共卫生科。在第一种情形中,中共卫生官员履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中所列法律义务,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确诊SARS病例。世卫组织提供专家意见,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官员采取类似在2003年SARS大流行期间成功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在此种情形下,中国2月底的估计感染病例有95%以上可以避免。若能如此大规模地减少感染人数,武汉卫生系统就可免于崩溃,病毒扩散亦会减少。这种情形非常有可能防止新冠病毒肺炎变成全球大流行病。
情形二:在第二种情形中,中共在1月9日之前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比其所做的提早两周。随着1月份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公共卫生科知道有SARS确诊病例,国家卫健委从两个不同的实验室得知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CoV相似,当地医院管理层清楚,他们的医务人员出现感染并为此穿戴了个人防护装备予以应对。中共不是惩罚议论此事的人,而是启动应对病毒的公开响应措施。假如中共在1月9日之前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中国2月底的估计感染人数可以减少86%。这种情形有可能防止新冠病毒肺炎变成全球大流行病。
情形三:最后一种情形根据的是中共高层之间在1月14日召开的电话会议。习总书记本可下令实施非药物干预措施,而不是下令秘密响应,让国家卫健委向地方卫生官员下发内部响应计划。高层领导本可对即将到来的大流行病以及人际传播发出警告,而不是选择将消息再隐瞒六天。假如中共在电话会议之后,也就是1月16日之前,实施了非药物干预措施,据估计中国2月底的感染病例当中至少有66%可以避免。
在最低限度上,据估计中共本可在2月底前避免三分之二的病例。这种大规模的减少本可让响应更为精准,并支撑武汉的卫生系统,而不是导致其崩渍。感染人数的减少也可以让追踪接触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简言之,一个透明、按规则行事并向国际社会提供准确及时信息的政府本可以防止全球大流行病的发生。但是,中共的谎言、掩饰以及对吹哨人的打压导致中国数以万计的公民和全球其他地方几十万人丧生。
武汉病毒研究所
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许多有关新冠病毒肺炎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占据显眼位置。虽然科学和情报界的广泛共识是,病毒源于自然,但是一些专家猜测,SARS-CoV-2是由于材料处理不当或由于工作人员感染而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其他人基于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而很快地对这种说法表示不以为然111。还有别的专家最初认定野味市场是造成人类感染的起源。但是,在没有“零号病人”的流行病学数据、实验室样本被销毁或病毒的确切动物来源不明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SARS-CoV-2的起源。然而,慎重的做法是审视目前有关该研究所的已知信息,包括其下辖的20个实验室所做的病毒研究。
背景
武汉病毒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当时名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微生物研究室。研究所自1978年以来归中国科学院管辖112。研究所目前拥有符合多种不同安全标准的实验室,从标准大体相当于牙医诊所的生物安全二级(BSL-2)实验室,到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四级(BSL4)实验室。根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指南:必须要以生物安全四级处理危险奇特并对人构成高度风险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可能会引发经由气溶胶传播的实验室感染,导致危及生命的疾病,而这些疾病通常是致命的,尚无疫苗或治疗方法,或者处理传播风险未知的一种相关病原体113。
据武汉病毒研究所网站提供的信息,研究所有17个生物安全二级(BL-2)实验室、两个生物安全三级(BSL-3)实验室以及一个生物安全四级(BSL-4)实验室。
目前,武汉病毒研究所设有五个科研系统:分子病毒学研究室、分析微生物学与纳米生物学研究中心、微生物菌毒种资源与应用中心、病毒病例理研究中心、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114。石正丽担任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她也是该中心新发病毒学科组组长115。
该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历史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是根据2003年SARS疫情后中国与法国签署的一项协议而建立的116。当时,中国所有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都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尽管法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表示担忧,但是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及其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Raffarin)批准了这个项目—拉法兰自己将其描述为“一项政治协议”117。当时中国被怀疑有生物战项目,因此军方和情报机构担心,建设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所需的军民两用技术可能会被中国政府滥用法国政府内部达成的忐不安的妥协是,协议将要求必须在实验室中开展有法国研究人员在场的中国一法国联合研究118。
2014年6月中旬,协议敲定的四个月前,法国对外安全总局(DGSE)警告法国政府说,中国共计划发展五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包括两个由军方管理的实验室。这与中国公开宣称只建一个这样的实验室言论相悖。尽管法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屡次表示担忧,但是法国领导层继续推进这项协议。拉法兰总理授权向中国出口四个移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这项决定令法国军方不满119。
该项目进展并不顺利。据一位法国外交官说,“在这次合作过程中,我们对中国的信任减退了”120。聘请来设计实验室的法国建筑设计公司和中国当地建筑公司之间出现了分歧。聘请来给建筑提供认证的公司因为担心责任问题,没有提前打招呼就退出了。在中国2014年试图使用一家未经批准的建筑公司后121，实验室最终于2015年投入使用122。但是第二年就因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消毒淋浴间使用了漂白剂而需要维修,导致实验室延期至2017年才正式投入使用。问题不仅在于建设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本身。2016年,中国要求数十套实验室用防护服。法国负责批准敏感设备出口的军民两用项目委员会拒绝了这项请求。根据法国方面的报道这项请求“远超出武汉(实验室)的需求量”123。这使得法国国防部内部的担忧继续增加,他们担心中国正试图进行军事研究或是建立用于军事目的的第二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尽管协议规定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是联合研究的场所,而且时任法国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在2017年的开幕仪式上宣布投入五百万欧元用于联合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只有一位法国科学家被派到这个实验室。他的任期今年结束124。
最后,必须要提及的是,中共直接影响着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时任研究所所长的是王延轶125,她在2010年加入中共领导的中国致公党。2018年,也就是她成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的那一年,她还当选为致公党武汉市副主任委员126。直到2020年初之前,该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都一直由衰志明管理127,他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属机构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中共党委书记128。当地的中共领导不仅负贵武汉病毒研究所,还直接管理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129。据一位法国外交官所说,的业绩和管理水平欠佳实验室直没能得到充分利用,那些最有才干的科学家都离开了。SARS-CV-2疫情爆发后,袁在2020年1月31日被撤换130。法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近二十多年前的担忧也许成为了现实:他的继任者是中国顶级的生物战专家陈薇少将131。
石正丽(“蝙蝠女侠”)与功能增强研究
新发传染性疾病方面的首席专家是石正丽。她对蝙蝠和冠状病毒进行了16年多的研究,同事们给她起了“蝙蝠女侠”的绰号。这项研究工作通常要前往中国各地的山洞,采集野生蝙蝠的血液、唾液样本、类便样本、尿液和粪粒,以此来鉴定野生冠状病毒并编制相关目录132。截至2017年,已有超过300种独特的蝙蝠冠状病毒序列被录入133。石发表了大量有关冠状病毒及其感染人类能力的论文,包括2005年的一篇证明“蝙蝠是与SARS冠状病毒相关的一类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的论文134。
最近几个月,一篇发表于2015年题为《一个类SARS传播性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感染人类可能性》的论文尤为引发关注135。石与她的同事以及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哈佛医学院、瑞士微生物学研究所和美国国家毒物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对野生冠状病毒SHC014oV做了功能增强研究136。功能增强研究指的是“可能增强潜在流行病病原体致病性或传播性”的研究137。
在2015年那项研究中,石与她的同事利用SARS-CoV反向基因系统创造了一个嵌合(杂交)病毒,将SHC014中的刺突蛋白嵌入适应了小鼠的SARS-CV病毒主干138。(刺突蛋白是能够让冠状病毒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的病毒主要表面结构139。)研究显示,新病毒与人类细胞的一个特定受体(ACE2)结合,在人类主要的呼吸道细胞“有效率地”140复制,并抵抗住了抗体和疫苗。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该研究“表明目前在蝙蝠种群种中传播的病毒具有可能造成SARS-CoV再次出现的潜在风险”141。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人工合成病毒的基因结构与SARS-CoV-2之间有5000多个核苷酸不同SARS-CoV-2完整的基因序列共有约30,000个核苷酸143。这项研究的部分经费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项目资助。具体来说,资助该项目的资金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和国立衰老研究所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际开发那部分的资助经费拨给了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该组织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了资助144。生态健康联盟是总部在纽约的全球卫生非盈利机构,该组织专注新发疾病145，曾是美国国际开发署“预言”(PREDICT)项目的合作伙伴该项目旨在发现“可能对人类生活构成威胁的新兴传染疾病”146。
出于安全方面的担忧,美国在2014年10月暂停了向国内外所有功能增强研究提供资金,这些担忧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无关147。2015年那篇论文中的大部分研究当时已经完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允许研究人员继续展开研究148。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制定了与功能增强研究相关的更先进和更注重安全的政策之后,新的指南于2017年1月发布,暂停资助令被取消149。但是,2020年4月19日,国立卫生研究院院外研究项目副主任通知生态健康联盟,该院“寻求中止武汉病毒研究所参与联邦项目”150。五天后,该项目被完全终止。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国立卫生研究院还未公布更多细节151。
安全问题与历史先例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问题已有些时日,而且这种疑问是在中国发生过实验室事故的大背景下产生的。2004年4月22日4月29日,中国报告了共九起与在北京的一间政府实验室发生的事故有关的SARS新病例两名感染者是在中国国家病毒研究所实验室(NIVL)从事研究的研究生152。根据世卫组织的信息,这个实验室当时在使用引发SARS的SARS-CoV病毒的活性和灭活祥本进行实验153。这两名研究生一位是26岁的研究生,另一位是31岁的博士后,他们在相隔两周的两起事故中分别感染病毒154。这两名研究生被感染导致另外七人感染,其中一人被证实死亡155。
此外,2018年初至少有两条美国国务院咨文据报提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安全方面的问题。据公开报道,官方咨文来自驻北京大使馆和武汉领事馆的国务院工作人员,内容聚焦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和管理薄弱问题。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自己提到“严重缺少经过妥善培训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来安全操作这个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156。据石所说,她非常担心类似事故可能会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她的实验室可能就是新冠病毒肺炎的源头。她在一个采访中说自己如何再次核查了她所在实验室几年来的记录,检查是否存在未妥善处理和丢弃材料的情况。她还将自己收集的冠状病毒样本与引发新冠病毒肺炎的SARS-CoV-2病毒进行比对。石后来表示,她在完成这些核查并发现病毒不匹配之后松了又气—“这真的让我如释重负。我好几天都没合眼了157。
虽然这不是证明当下的大流行病是实验室意外或故意泄露的结果的证据,也不能证明2019年末新冠爆发时那里的人员状况,但是鉴于中国发生过实验室事故,将这些担忧纳入考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由于中共拒绝分享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其他地点的样本信息,国际社会无法核实石的核查结果。
缺乏清晰度
最终,无法就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病起源问题上是否扮演了任何角色得出结论。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公开表示,“无从得知”疫情是否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158。然而,一系列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及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有关悬而未解的问题使得当下的辩论更为复杂了:
·如本报告在其他地方所述,中共拒绝让武汉病毒研究所分享病毒样本;
·研究所有对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强研究的历史;
·国家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在2003年SARS大流行病期间发生两起SRRS-CoV泄露事件;
·石自述对她的实验室可能是疫情源头感到担忧;
·中共拒绝分享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样本或允许国际调查人员进入;
·法国政府对实验室与中国军方之间的秘密关系感到担忧;
·中国军方接管这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
总体缺乏透明,以及中共掩盖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病的源头。直到中共同意与世卫组织、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科学界合作之前,要收集到所需的切实证据来证明或证伪这个理论是不可能的。如本报告前述,中共要求除武汉病毒研究所之外的实验室销毁样本的决定,进一步混淆了问题。中共疫情初期阶段掩饰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这场辩论肯定会继续持续下去。
世界卫生组织的失职
《国际卫生条例》除了规范成员国的义务之外,也要求世卫组织采取某些行动和做出某些行为。世卫组织的义务包括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开展全球公共卫生监测和评估,向成员国发布公共卫生信息,并决定某个成员国通报的特定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些规定的义务中,世卫组织未能履行其中的任何一项。
评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并向成员国发布公共卫牛信息
《国际卫生条例》没有任何条款规定世卫组织只能依赖成员国就其领土内正在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的信息。相反,《国际卫生条例》第九条要求世卫组织对依条例程序进行的通报和磋商之外的其他来源的报告进行评估,以了解它可能带来的全球卫生影响。世卫组织的网站在关于《国际卫生条例(2005)》常见问题部分将其称之为“世卫组织对有潜在国际影响的事件非官方报告的核实要求”159°。第九条要求世卫组织“根据既定的流行病学原则”评估这些报告160,再将信息通报给在其领土内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成员国。此外,这项条规规定,“世卫组织应将获得的信息通报各缔约国”161。由于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台湾有关中国发生类似非典病例的通报表面上看正是第九条旨在处理的“非官方”报告。因此,世卫组织有义务根据流行病学原则而非政治原则来看待台湾的电子邮件通报,并将信息传达给所有世卫组织成员国，世卫组织未能这样做。
世卫组织看来也没有调查被广泛报道的香港大学传染病中心何柏良医生于1月4日发出的警告。何医生表示,基于感染人数的增加,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人际传播。他还警告说,春运期间感染病例可能激增162。何医生的警告非常重要,因为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自2014年以来一直是指定的世卫组织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WHOCC)。除其他研究领域,这个合作中心更关注“对新病原体爆发的应急响应”163。作为港大李嘉诚医学院成员,何医生也是这个合作中心的成员164。何医生熟知冠状病毒和SARS发表过很多有关SARS诊断与治疗以及与SARS有关的医院感染控制与入院策略方面的论文165。2005年,他与另两位作者合作撰写了SARS临床指南中有关传染控制的那一章166。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九条,世卫组织有义务去调查来自何医生这样的非官方报告和警告。假如世卫组织这样做了,那么在中共证实何医生所言的16天之前,全球就能得到病毒有人传人的高度可能性的警告。世卫组织未能对警告展开调查,既违反了第九条的规定,又无视了来自其指定的传染病专家组成员的意见。
《国际卫生条例》第十条要求世卫组织向据称在其领土内发生事件的成员国核实这些非官方报告。没有公开证据显示世卫组织曾针对有关人传人的报告进行核实。第十条还规定,如果成员国不接受世卫组织提出的合作建议(条例规定其提出合作建议),“当公共卫生风险的规模证实有必要时,世界卫生组织可与其他缔约国共享其获得的信息”167。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卫组织获得充分授权,不仅可以要求中共对台湾疾病管制署和港大世卫组织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有关人传人的指称做出回应,而且如果中国拒绝合作,还可以与其他世卫组织成员国分享那些警告,世卫组织也未能这样做。
第十一条规定,世卫组织应“尽快”168向所有成员国发送根据第五至第十条收到的并且是成员国应对公共卫生风险所必需的公共卫生信息。这包括第九条提到的非官方报告。世卫组织没有向成员国发送台湾有关人传人证据的报告,违反了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义务。同样的,也没有公开资料显示,世卫组织向成员国发送了何医生有关人际传播可能已在武汉发生的说法。
确定某特定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际卫生条例》第十二条提供了世卫组织总干事在考虑是否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使用的框架。即条例要求总干事考虑:
(a)缔约国提供的信息;
(b)附件2所含的决策文件;
(c)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
(d)科学原则以及现有的科学依据和其他相关信息;以及
(e)对人类健康、疾病国际传播分险和国际交通干扰的评估169。很明显的是,中共压制了并且未能向世卫组织发送关键的科学证据,这些信息本可以让谭德塞总干事在评估是否需要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时更好地了解情况。但是,对谭德塞总干事1月23日、即他选择不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那一天可以获得的信息所进行的审视显示,他未能遵循第十二条中列出的框架。以下信息在1月23日前就发送给了世卫组织,或已被公开报道:
·可能存在人传人的情况(台湾和香港大学)。
·世卫组织赴武汉的考察组报告,有证据显示存在有限的人传人的情况。
·中共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证实人传人正在发生。
·国家卫健委证实医务人员中间出现感染病例170。
·确认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引发了新冠病毒肺炎。
·SARS-CoV-2的完整基因序列显示,该病毒与引发2003年SARS大流行病的病具有87%的相似度。
·中国民众春节期间的大规模国际旅行。
·泰国、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和美国都有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根据第十二条所指示的那样应用附件2中的决策文件,本应得出疫情爆发是潜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定。已有的有关人传人的科学证据和相关信息,加上SARS-CoV-2与引起2003年SARS疫情的病毒相似这一情况,表明有必要实施类似2003年的响应措施。中共允许数百万人在1月中旬从中国出发进行国际旅行以及中国境外已有确诊病例这些情况,本应有必要纳入对病毒国际传播的风险评估当中。鉴于已有媒体报道中共隐瞒这个病毒是一种在基因上与SARS类似的冠状病毒的事实,总干事本应采取适当的行动。
到1月23日,当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在是否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产生分歧时,谭德塞总干事知道或本应知道,以武汉为中心的疫情是由一种在基因上与造成2003年SARS大流行病的病毒相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而且病毒的人际传播正在发生,医务人员出现感染,以及除香港和台湾外至少有四个世卫组织成员国通报了病例。与第十二条提供的框架对照后,很清楚,谭德塞总干事可获取的信息之多,加上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中约半数建议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本应做出这样的宣布。但是谭德塞总干事没有做此宣布。他五天后前往北京,对中共的疫情应对措施予以赞赏,并称赞中共在与世卫组织及其他国家分享信息方面“透明”。直到总干事从中国返回后才宣布了“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距离他此前不做出这样的宣布过去了七天。谭德塞总干事的这个决定和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分歧看起来与政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
突发事件委员会主席解释说,缺乏支持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建议,部分原因是中国境内应对疫情的人们对这种宣布的感受171。不言而喻,这指的是中共,而不是武汉的医生或患者。2019年在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埃博拉疫情期间,类似的政治决定也导致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被一再拖延172。
顺从中共的掩饰行为
从疫情爆发早期开始,世卫组织就在总干事谭德塞的领导下,套用中共的声明并将其奉为真理。通过对他们的公开声明、包括对中共大流行病应对措施的大加赞扬进行审视,显示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忽视科学和和其他可靠来源的意愿。虽然我们不知道世卫组织发生的每一件事,但我们的确知道的是,谭德塞总干事积极参与了捍卫中共领导层使之不受批评的努力,对全世界的病毒知识造成了负面影响,并妨碍了全球响应措施。
世卫组织一再发布不完整的信息,被中共利用来进一步推广他们的宣传和虚假信息。世卫组织在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病官方时间线中写道,2019年12月31日,“中国武汉市卫健委报告了湖北省武汉市的一组肺炎病例173。”世卫组织在2020年1月5日发布的新闻稿中称,“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获悉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明病因(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74。”该新闻稿顺便略去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是从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而非中国卫生当局“获悉”此事的。这些不是大流行病早期的独立事件,这两份文件都没有更新以反映我们现在知道的真实情况中国没有通知世卫组织疫情爆发。谭德塞总干事继续公开发表评论,为中共对疫情的处理措施辩护,并暗示中共是通知世卫组织的消息来源。在2020年4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瑞安医生和谭德塞总干事被问及台湾的电子邮件通知。正如本报告之前所引述的瑞安医生的话,他透露,世卫组织不是从中国当局那里得知疫情爆发,而是从美国一个网站的帖子上得知的。当主持人请另一位记者提问时,总干事谭德塞插话说:
我可以说吗?我认为迈克回答得很好,但那只是想做个总结。在12月31日的电子邮件中,有一点必须明确,第一封电子邮件并非来自台湾。许多其他国家已经要求澄清。第一份报告来自武汉,来自中国本身因此,报告首先来自中国这是第一事实(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来自武汉175。
虽然从技术上说,该病毒最早的报告确实源自武汉,但世卫组织总部的工作人员最初是从一个美国的早期预警网站发现的这些报告。总干事谭德塞的言论似乎暗示,武汉或中国已向世卫组织通报了疫情,这是不真实的。这些言论并非独立事件,而且与上述例子结合在一起它们表明世卫组织领导层一直试图使用虽然技术上不算错误但会对外界产生误导的语言。
中共利用这种透明度的缺乏来推动他们的宣传、虚假信息和修正主义历史。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日报》的报道宣称,中共“及时向世卫组织报告了(疫情爆发)”176。多个新闻来源重复了这一说法:
“第一批病例于12月31日向世卫组织报……177(CNN,2020年1月23日发布)。
12月31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通报了一种未知疾病的病例178(Axios,2020年3月18日发布)
2019年12月31日:中国卫生官员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有41人的一组病人患有神秘肺炎)179。(Business Insider,2020年5月22日发布)
2019年12月31日,中国当局联系了世卫组织北京代表处,并告知他们12月底发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180。(InDepthNews,2020年5月25日发布)
去年12月31日,中国告知世卫组织武汉这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出现了数例不寻常的肺炎病例181。(Al Jazeera,2020年6月2日发布)
这其中的几篇报道引用了世卫组织的各种出版物作为证据。世卫组织公开的信息缺乏透明度,加上谭德塞总干事公开赞扬中共,导致多个新闻来源不准确地报道声称,中共已将疫情爆发通知了世卫组织。世卫组织一直是传播中共宣传和虚假信息并将其正常化的同谋。
公开的报道、外部消息人士的可信警告以及世卫组织实地团队的报告与中共的谈话口径不同。根据外界专家的说法,世卫组织的公开声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影响”182。世卫组织将那些即使不是谎言也是具有误导性的声明当作事实来重复,对全球响应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世卫组织提供咨询的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教授劳伦斯·戈斯汀(Lawrence Gostin)表示,他和全球其他卫生专家被中共和世卫组织183的声明“欺骗”184。不幸的是,谭德塞总干事显然没有为这一大流行病做好准备,也没有根据现有的科学证据作出决定。对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全面影响程度以及世卫组织令人叹息的应对措施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是完全正当的,但也受到缺乏来自世卫组织和中共的信息的全面挑战。确认SARS-CoV-2可以通过人际传播的过程便是一个关键的例子。1月13日,世卫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泰国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新闻稿,其中写道:“没有人传人的迹象”185。1月14日,世卫组织发布的《疾病暴发新闻》声称,“根据现有信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存在人际传播186”。1月21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终于承认了人与人之间可以传播。第二天,世卫组织发表了一份来自其中国办事处的报告,确认发生了人际传播187。
尽管世卫组织在1月22日前一再声称没有人际传播的“迹象”或证据,但在4月13日,世卫组织的新冠病毒肺炎应对技术负贵人玛丽亚·范·科霍夫博士(Dr. Maria Van Kerkhove)说:
从一开始,从12月31日我们接到首个通知开始,考虑到这是一组聚集性的肺炎病例——我是MERS专家,所以我的领域是在冠状病毒和流感因此立即想到,鉴于这是呼吸道病原体,当然可能发生人际传播188。
世卫组织自己的技术负责人说,在12月3日她就知道“当然”有可能会人传人,而世卫组织在1月13日的声明中表示“没有出现人传人的迹象”,二者之间的出入难以弥合。世卫组织要么故意忽视他们的专家,要么是迫于中共的压力。
在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这种顺从仍在继续。在1月31日美国实行旅行限制后,谭德塞总干事说旅行限制“不必要地干扰了国际旅行和贸易”189。尽管有数百万中国公民春节期间出国旅游190,并且总干事谭德塞多次赞扬中共对新冠病毒肺炎的响应措施,包括限制国际和国内的旅行。随着中国持续报告少量新增病例,世卫组织一直拖到3月11日才宣布新冠病毒肺炎为大流行病,虽然该病毒几周前已在全球传播191。直到114个国家报告的病例总数超过120，000,世卫组织才最终承认疫情的规模,并宣布其为大流行病192。
那些试图为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方式辩护的人争辩说,世卫组织假如更强势地向中共寻求透明度,只会加剧隐藏信息的做法并阻碍全球响应193。中共未能履行其国际义务,这不能作为世卫组织领导层未能履行该组织调查和应对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使命的借口。解决方法不是为被弱化的世卫组织开脱,而是让有罪的中共承担责任。
有关SARS-CoV-2与新冠病毒肺炎悬而未解的问题
尽管大量被中共压制的信息现已曝光,但仍有很多问题不仅需要中共来回答,也需要世卫组织来回答。
给中共的问题
中共拒绝允许外部专家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也不允许武汉病毒研究所向世卫组织及其成员国发送病毒样本。关于中共处理疫情的悬而未解的问题包括:
•中共为什么没有按照《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的要求将武汉疫情通知世卫组织?
•中共为什么没有通报世卫组织中国研究人员已经确定这种病毒是一种在基因上与SARS-CV相似的冠状病毒?
•为什么中共推迟13天才宣布已经确认了导致疫情爆发的病毒而且这是一种在基因上与SARS-CoV相似的新型冠状病毒?
•为什么中共延迟了10天发布病毒的基因序列?
•中共为什么要求中国各地的实验室和研究所销毁他们的病毒样本?
•中共确认零号病人了吗?
•是否在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消毒前采集了样本?
•如果是,为什么没有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这些样本?
•为什么中共拒绝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SARS-CoV-2的原代分离株?中共为什么干预并禁止武汉病毒研究所将样本转交到德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顿医学分部的实验室?
·疫情爆发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正在对野生冠状病毒毒株进行功能增强研·为什么中国对发表SARS-CoV-2起源的学术研究进行限制?
·失踪记者陈秋实和方斌目前状况如何?
给世卫组织的问题
同样,对谭德塞总干事和世卫组织也有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
•世卫组织何时第一次获悉导致武汉疫情的病毒是与引发2003年SARS大流行病相似的冠状病毒?
•世卫组织何时第一次证实人际传播正在发生?
•世卫组织有没有依照第九条试图对台湾有关SARS病例和正在发生人际传播的报告进行核实?如果没有,为什么?
•如果有,中国政府有没有配合?
•如果中国没有配合,为什么世卫组织没有依照第十条向成员国传送此信息?
•世卫组织为什么没有依照第十一条向成员国传送台湾提供的信息?
•世卫组织是否过去也收到过来自台湾的类似电子邮件?如果是,过去是如何处理的?
•世卫组织有没有依照第九条调查了香港大学世卫组织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成员何医生发出的有关人际传播很可能已经发生的警告?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
•如果有,中国政府有没有配合?
•世卫组织是否认为病毒分离株和基因序列数据是第六条所述的“公共卫生信息”?
•世卫组织有没有要求中国提供活性病毒样本?如果有,中国是否提供了所要求的样本?
•世卫组织何时得知有关中国压制公共卫生信息从而违法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的报道?
·了解到之后,谭德塞总干事有没有要求中共给予解释?
•允许进入武汉的世卫组织-中国联合考察组中的“特定成员”是哪些人?
•针对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情况,世卫组织采取了哪些行动?
•世卫组织是否曾对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缔约国采取过行动?
•谭德塞总干事1月31日宣布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他所获得的哪些新信息是在1月23日没有被公开报道的?
•世卫组织是否被告知或被造成这样的感觉世卫组织获得数据、信息以及获准进入中国武汉的可能地点取决于对中共叙事的配合?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将提供使我们更好了解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病来源和原因所需的信息。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周和几月里,世界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于2020年5月8日向世卫组织转交了上述问题。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答复。这个报告以后的版本将包括我们收到的任何答复。
建议
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病的全面影响在未来数年都不会为人所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艰难应对各种问题,涉及我们医疗系统面临的压力、病例峰值、随后的新感染潮以及除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外,对国内和全球经济的次生和三级影响。不过,现在还是可以采取些措施的鉴于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病的现状,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响应可能会继续下去。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恢复世卫组织的正当性,使接下来的响应措施不会因他们先前的失职而受到影响,以便让我们为下一次危险的疫情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美国在国际社会中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旨在支持问责、透明并改革助长中共进行掩饰和世卫组织失败的制度与程序。为此,我们提出三项建议:世卫组织更换新领导层,美国与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就新冠病毒肺炎的初期阶段开展国际调查,以及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具体改革。
世卫组织新领导层
显然,谭德塞总干事在应对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病时犯了严重错误。加上掩饰其祖国埃塞俄比亚霍乱疫情这一令人担忧的历史以及一再延误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应对基伍的埃博拉疫情,我们认为,存在一种糟糕决策和政治顺从的模式,这削弱了世卫组织履行其使命的能力。我们不期望,也不要求世卫组织的首脑是十全十美的人。然而,谭德塞总干事一再为自己的决定辩护,并以指责台湾政府支持种族主义194来回应台湾的批评,还对中共应受到强烈谴责的疫情应对行动加以赞扬。
谭德塞总干事的捍卫者辩称,反击中共将适得其反。他们认为,“外交奉承是确保中方合作的代价”195。另一些人则说总干事“不能激怒中国政府,他们的敏感是出了名的”196。这些陈述是基于这样的主张,也就是如果谭德塞总干事更强势地质疑中共的说法,中共只会分享更少的信息或延迟批准世卫组织进入中国。
然而,全世界目賭过一位独立的世卫组织总干事的影响,这使得这种辩护显得苍白无力。2003年4月,在中共最终向世卫组织报告SARS爆发的两个月后,在世卫组织采取响应措施期间,时任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公开评论中共处理疫情失当。布伦兰特总干事批评中共未能报告疫情,并缺乏与国际社会的协调197。在她的领导下,世卫组织55年来首次发布旅行指南,以遏制SARS传播198。布伦兰特总干事几乎像预言家一般地说:
当我说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时,意思是,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我是说:下次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新奇事情时,让我们尽快进入状态199。
可悲的是,中共未能听取她的指导。布伦特兰总干事对2003年SARS大流行病的处理方式是一个案例研究,说明一位总干事能够面对强权说出真话并公开挑战未能履行国际社会义务的成员国的重要性。而谭德塞总干事则选择捍卫和大加赞扬一个不断向世卫组织提供谎言和错误信息的成员国。
因此,我们对谭德塞总干事领导世卫组织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在主持了两次有缺陷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并阻止台湾与世卫组织接触后,很明显,谭德塞总干事的优先事项不是关注新冠病毒肺炎的切实影响世卫组织的章程要求它提供“相适应的技术援助”200，而不是对成员国犯下的错误和掩盖行为提供政治掩护。作为总干事,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以及选择不宣布所造成的影响,都落在他的肩上。为恢复世卫组织成员国的信心,恢复世卫组织提供准确技术建议的职责,谭德塞总干事应为其对新冠病毒肺炎响应措施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承担责任并辞职。全球的健康承受不起无能和管理不善造成的代价。
国际调查
美国应与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国和台湾就中共对大流行病早期阶段的掩盖行为以及世卫组织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义务展开国际调查。此类调查应该寻求确切说明SARS-CoV-2的起源、它在人类中的出现、中共隐瞒与疫情爆发相关的科学和卫生信息的行为、中共的掩饰行为对世卫组织行动的影响、世卫组织套用中共宣传口径的影响,以及中共的掩饰行为对全球响应造成的影响。
幸运的是,提出这一建议的并非只有我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瑞典和台湾以及欧盟委员会都公开表示支持对大流行病进行独立调查。尽管世卫组织未能遵守《国际卫生条例》、未能履行其职责、未能履行其对成员国的义务,但我们认为,美国的退出或建立一个与之分庭抗礼的国际组织不是正确的前进道路。相反,我们认为,这次调查的结果应该为我们的最后一项建议改革《国际卫生条例》和世卫组织——提供信息依据。
《国际卫生条例》改革
在2003年SARS大流行病后,美国参与了改革《国际卫生条例》的努力世卫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磋商产生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并于2007年生效。尽管《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包括了几项重要改革,但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病暴露出更多的缺陷以及对之前的改革加以改进的必要。我们建议总统和国务卿利用美国的话语权、表决权和影响力寻求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更多的改革,内容包括成员国必须提供的信息、世卫组织调查有关卫生事件的非官方报告并通知成员国的义务以及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程序。
《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要求成员国向世卫组织提供某些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包括“实验室检测结果”201等。正如本报告在前面所讨论的,中国在10天的时间里未能将SARS-CoV-2基因测序数据传给世卫组织,迄今也未向世卫组织提供病毒分离株或其他生物样本。应修订第六条,将基因测序数据和生物样本列入成员国必须向世卫组织提供的公共卫生信息清单。这将确保成员国不能利用感知到的漏洞而隐瞒或压制重要的公共卫生信息。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九条,世卫组织被“授权”202调查和寻求核实有关“有可能导致疾病国际传播的”203卫生事件的非官方报告。在本报告讨论的几个例子中,世卫组织看起来未能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应考虑如何改进和明确世卫组织依据第九条调查来自非成员国的报告的责任。一个可能的方案是要求世卫组织在调查完成后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或者可以修改《国际卫生条例》,授权成员国把第三方或有关另一成员国境内活动的非官方报告提交世卫组织进行调查。
《国际卫生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了世卫组织如何向成员国提供信息。虽然《国际卫生条例》规定成员国在24小时或48小时内提供某些信息,但第十条仅要求世卫组织“尽快”204提供信息。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爆发后,世卫组织四天后才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通报疫情,五天后才向科学界和公共卫生界发布技术性的出版物。应修改《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世卫组织在48小时内将从成员国收到的所有报告和通知告知其他成员国。
最后,第十二条涉及确定“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该条第四节提供了供总干事考虑的事项清单,但没有要求总干事听取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也没有要求就其决定宣布或不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理由。我们认为,在基伍埃博拉流行病和当前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病期间,“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失败表明有必要改革这一程序并使之正式化。应根据科学信息和全球卫生最佳实践而不是任何其他考虑因素作出有关“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定。为此,我们建议对突发事件委员会的结构和权力以及第十二条中的程序进行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
结论
关于SARS-CoV-2的起源和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病的原因仍有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信息从中国披露,显示中共试图隐藏和掩盖疫情的规模。谭德塞总干事对中共的响应措施进行了竭力辩护,并欣然接受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这仍然令人极为关注。我们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情况可以反映出,中共未能保护本国公民并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这已导致记者失踪,世界深陷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几十万人丧生。
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知道发生了大流行病几周之后才将其公布于众。研究显示,假如中共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并以符合最佳实践的方式来应对疫情,那么中国的病例数最多可减少95%。目前的大流行病很有可能得以避免。因此,美国和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国有责任确保落实问责和必要的改革,以防止中共的渎职行为酿成21世纪的第三场大流行病。
附录
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掩盖行为的关键事件时间线
2019年12月-2020年1月:中共领导人知道有关冠状病毒的情况,却以强势手段对公众隐瞒情况,包括拘押就病毒发出警示的医生并审查媒体有关病毒的报道。
2019年12月30日:武汉的医生向武汉卫生官员汇报“SARS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根据世卫组织规定,中国必须在24小时内通报这些结果中国未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爆发。
2019年12月31日:在日内瓦的世卫组织官员注意到有关武汉爆发疫情的媒体报道,指示世卫组织中国办事处展开调查台湾向世卫组织报告有关人际传播的情况,但是该数据没有发布在世卫组织的数据交流平台上。
2020年1月1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下令已确认新病毒类似SARS的基因测序公司和实验室停止测试并销毁现存样本。
2020年1月2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完成了病毒基因测序,但是中共没有分享测序信息或向世卫组织通报。
2020年1月3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令研究机构不要发布任何有关“不明疾病”的信息,并且下令实验室将样本转交到中共控制的国家机构或将样本销毁。
1月中下旬:尽管知道有关病毒的情况,但是中共仍允许春节期间大规模的境内外旅行(40天内估计有30亿人次)武汉还举办了四万多个家庭成员共享一万四千道菜的万家宴。
2020年1月11日12日:在上海一位研究人员在网上透露了基因序列之后,中共向世卫组织发送了武汉病毒研究所10天前就已完成的基因测序信息。这位研究人员所在的上海实验室被下令关闭。
2020年1月14日:武汉卫生官员声称冠状病毒没有人传人世卫组织当日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个评估。根据美联社获得的保密文件,习近平得到中国最高卫生官员有关大流行病正在发生的警示。
2020年1月22日:世卫组织赴中国考察组承认有一些证据显示病毒会人传人。
2020年1月23日:突发事件委员会就是否宣布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见不一,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决定不做如此宣布。这个延误是导致一场地区流行病演变为大流行病的原因之一。
2020年1月23日:中共对武汉实行全市范围的封锁但是,在封城措施生效之前,预计已有500万人离城。
2020年1月29日:谭德塞赞扬中共在应对病毒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他们的透明“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难以言表”,并称中共“实际上为防疫工作树立了新的标准”。
2020年1月30日:谭德塞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一周之前他曾拒绝作出这样的宣布。
2020年2月16日:世卫组织和中国官员开始了为期九天的“2019世卫组织-中国新冠肺炎联合考察”,前往中国考察疫情和新冠病毒肺炎起源问题。许多团队成员在考察期间未被允许前往武汉,其中包括至少一名美国人。
2020年3月11日:世卫组织官员正式宣布新冠病毒肺炎为大流行病,此时已有114个国家通报了118,000个确诊感染病例,包括美国的1000多例。
就悬而未解的问题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一封信
尊敬的谭德赛总干事:
此信函是对我在2020年3月23日就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扩散致函的补充。过去几个月来，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未能按照《国际卫生条例（2005）》履行承诺。该条例是针对中国2003年非典疫情处理失当而施行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要求所有成员国在24小时内通报任何在《世卫组织附件2使用指南》中所定义的非典型病例。中共没有遵守这些规定，而是逮捕了分享非典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结果的医生，并命令实验室停止检测并销毁样本。此外，条例第六条和第七条也要求成员国及时向世卫组织“报告确切和充分详细的公共卫生信息”。有充分记录显示，中共压制了相关信息，包括SARS-CoV-2基因序列，明显违反了这些规定。
按照《国际卫生条例（2005)》,世卫组织也应向成员国履行某些义务，尤其是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中规定的义务。基于公开信息，世卫组织也未能执行与下列义务事项有关的行动：调查公共卫生事件的非官方报告，对这类报告进行核实并发送给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国。遗撼的是，从公开记录来看，在中共何时向世卫组织提供了某些信息以及世卫组织是否依照第九、十和十一条采取行动及采取了何种行动方面，仍然有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
因此，我敬请您解答以下问题：
·世卫组织何时第一次获悉导致武汉疫情的病毒是与引发2003年非典流行病相似的冠状病毒？
·世卫组织何时第一次证实人际传播正在发生？
·世卫组织有没有依照第九条试图对台湾有关非典病例和正在发生人际传播的报告进行核实？如果没有，为什么？
·如果有，中国政府有没有配合？
·如果中国没有配合，为什么世卫组织没有依照第十条向成员国传送此信息？
·世卫组织为什么没有依照第十一条向成员国传送台湾提供的信息？
·世卫组织是否过去也收到过来自台湾的类似电子邮件？如果是，过去是如何处理的？
·世卫组织有没有依照第九条调查了香港大学世卫组织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成员何医生发出的有关人际传播很可能已经发生的警告？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
·如果有，中国政府有没有配合？
·世卫组织是否认为病毒分离株和基因序列数据是第六条所述的“公共卫生信息”？
·世卫组织有没有要求中国提供活性病毒样本？如果有，中国是否提供了所要求的样本？
·世卫组织何时得知有关中国压制公共卫生信息从而违法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的报道？
·了解到之后，谭德赛总干事有没有要求中共给予解释？
·允许进入武汉的世卫组织-中国联合考察组中的“特定成员”是哪些人？
·针对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情况，世卫组织采取了哪些行动予以回应？
·世卫组织是否曾对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缔约国采取行动？
·谭德赛总干事1月31日宣布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他所获得的哪些新信息是在1月23日没有被公开报道的？
·世卫组织是否被告知或被造成这样的感觉：世卫组织获得数据、信息以及获准进入中国武汉的可能地点取决于对中共叙事的配合？
世卫组织从事的是极为重要的工作，经常是在世界上—些最具挑战的地方开展工作。然而我认为.在此次大流行病初期，关键倍息没有得到传播，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为回应中共2003年非典大流行病应对失败而实施的。如今看来，现行状况未能防止公共卫生灾难的再次发生。只有准确了解为何采取或没有采取行动以及这些决策背后的理由，我们才能防止未来出现类似的缺陷。我期待您的回复。
共和党资深成员
迈克尔·麦考尔
注释
1“新冠病毒肺炎地图。"约翰霍普金斯冠状病毒资源中心，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2《纽约时报》。新冠病毒肺炎地图:追踪全球疫情。《纽约时报》，2020年1月28日，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world/coronavirus-maps.html。
3 新冠病毒肺炎地图。
4赫尔穆特·维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免疫。免疫学百科全书，爱思唯尔，1998,658-661。Crossref, doi: 10.1006 / rwei.1999.0173。
5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https://www.who.int/ihr/publications/9789241580496/en/。
6赖胜杰等。非药物干预对控制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MedRxiv, 2020, doi:10.1101/2020.03.03.20029843。
7赖胜杰等。非药物干预对控制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MedRxiv, 2020, doi:10.1101/2020.03.03.20029843。
8“中国在关键的6天里没有向公众发出可能大流行的警告。美联社新闻，2020年1月15日，https://apnews.com/68a9e1b91de4ffc166acd6012d82c2f9。
9布莱恩·沃尔什。冠状病毒并不是第一次由动物外溢引发的大流行。" Axios, 2020年5月7日，www.axios.com/coronavirus- animal-humanhealthspillover-bbe5d22e-5146-4858-ac89 -39b6ffeaef6a.html。
10“情报部门关于新冠病毒肺炎起源的声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0年4月30日，https://www.dni.gov/index.php/newsroom/press-releases/item/2112-intelligence-community-statementon-origins-of-covid-19.
11约瑟芬·马。中国首例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可追溯至11月17日。《南华早报》，2020年3月13日，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74991/coronavirus-chinas-first-confirmed-covid19-case-traced-back。
12同上。
13杰瑞米·佩吉。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中国早期新型冠状病毒的失误。《华尔街日报》，2020年3月6日，www.wsj.com/articles/how-it-all-started-chinas-early-coronavirus-missteps-11583508932。
14皮特·J·李。第一次是非典，现在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应该永远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南华早报》，2020年1月29日，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047828/first-sars- nowwuhan-coronavirus-heres-why-china-should-ban-its。
15罗西·佩佩。在一个出售狼和果子狸的食品市场被发现与一种致命病毒有关后，中国在武汉禁止了活体动物的销售。《商业内幕》，2020年1月22日。
16佩吉。
17盖瑞·施等。“中国早期的失误和国家保密可能使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得更快更远。《华盛顿邮报》，2020年2月1日，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2/01/earlymissteps-state-secrecy-china-likely-allowed-coronavirus-spread-farther-faster/。
18唐纳德·E·洛，《为什么非典不会回来:一个争论者》。" CMAJ:加拿大医学会杂志=加拿大医学会杂志，加拿大医学会，2004年1月6日，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5318/。
19同上。
20马。
21批评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而消失的吹哨医生：记者无国界。RSF, 2020年4月14日，www.rsf.org/en/news/whistleblowing-doctor-missing-after-criticizing-beijingscoronavirus- censorship。
22同上。www.businessinsider.com/wuhan-virus-china- bansfood-markets-selling-live-animals-wolves-2020-1。
23雷瑞鹏和邱仁宗。中国生物伦理学家:医生的沉默阻碍了冠状病毒的早期控制。”黑斯廷斯中心，2020年3月19日，www.thehastingscenter.org/coronavirus-doctor-whistleblower/。
24劳伦斯·V·苏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中国:事件年表(2019年12月- 2020年1月)。国会研究服务处，国会图书馆，2020年5月13日。
25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莱恩在2020年4月20日“COVID-19虚拟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 source/coronaviruse/transcripts/whoaudio-emergencies-coronavirus-press-conference-20apr2020.pdf。
26同上。
27罗特斯·阮等，审查传染:中国社交媒体如何管理冠状病毒信息。公民实验室，2020年3月4日，https://citizenlab.ca/2020/03/censored-contagion-how-information-on- thecoronavirus-is-managed-on-chinese-social-media/。
28“关于台湾向世界卫生组织发邮件警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存在危险的事实。"台湾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4月11日，www.cdc.gov.tw/Category/ListContent/sOn2_m9QgxKqhZ7omgiz1A?uaid=PADlbwDHeN_bLa-viBOuw。
29同上。
30弗兰克·陈。世卫组织拒绝对台湾的病毒警报采取行动。《亚洲时报》，2020年3月27日，https://asiatimes.com/2020/03/who-refused-to-act-on-taiwans-virus-alert/。
31同上。
32贝萨妮·艾伦-艾布拉希曼。“时间轴：中国冠状病毒爆发和掩盖的早期”，Axios，2020年3月18日，www.axios.com/timeline-the-early-days-of-chinas-coronavirus-outbreak-and-cover-up-ee65211aafb6-4641-97b8-353718a5faab.html。
33汤姆·康纳。“中国承认销毁了早期冠状病毒样本，证实了美国的指控。”《新闻周刊》，2020年5月15日，www.newsweek.com/china-acknowledges-destroying-early-coronavirus-samplesconfirming-us-accusation-1504484。
34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已向世卫组织报告了湖北省武汉市的一组肺炎病例，没有死亡病例。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这种疾病的原因。”Twitter，2020年1月4日，www.twitter.com/WHO/status/1213523866703814656。
35吉米·崔。“武汉病毒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香港电台，2020年1月4日，https://news.rthk.hk/rthk/en/component/k2/1500994-20200104.htm。
36伊丽莎白·张。“随着武汉肺炎疫情升级，香港启动传染病‘严重反应级别’。”雅虎！新闻，2020年1月4日，https://sg.news.yahoo.com/hong-kong-activates-serious- response004758495.html。
37麦琪·秀芙·王。“30亿次旅行：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始于中国。”CNN，2020年1月10日，www.cnn.com/travel/article/chunyun-2020-lunar-new-year-travel-rush-china/index.html。
38佩吉。
39唐纳德·G·麦克尼尔和坎诺-扬斯·左兰。“数周来，华盛顿特区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帮助中国的提议一直被忽视。”《纽约时报》，2020年2月7日，www.nytimes.com/2020/02/07/health/cdc-coronavirus-china.html。
40佩吉。
41娜塔莎·可汗。中国科学家在调查肺炎爆发时发现的新病毒，《华尔街日报》，2020年1月9日，www.wsj.com/articles/new-virus-discovered-by-chinese-scientists- investigatingpneumonia-outbreak-11578485668?mod=article_inline。
42麦琪·秀芙·王。“30亿次旅行：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始于中国。”CNN，2020年1月10日，www.cnn.com/travel/article/chunyun-2020-lunar-new-year-travel-rush-china/index.html。
43庄平辉。“第一个共享冠状病毒序列的实验室关闭进行‘矫正’”《南华早报》，2020年2月28日，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52966/chinese-laboratory-first-sharedcoronavirus- genome-world-ordered。
44爱可信。
45斯蒂芬妮·内北海。“世卫组织说，新的中国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传播，世界各地的医院都发出警告。”路透社，2020年1月14日，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health-pneumonia-who/who-says-new-china-coronavirus-couldpread-warns-hospitals-worldwide-idUSKBN1ZD16J。
46（世卫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当局进行的初步调查没有发现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明确证据。Pic.twitter.com/Fnl5P877VG“Twitter，2020年1月14日，www.twitter.com/WHO/status/1217043229427761152？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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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科基·西马斯科。“冠状病毒爆发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大流行”，NBC新闻，2020年3月11日，www.nbcnews.com/health/health-news/coronavirus-outbreak-labeled-pandemic-world- healthorganization-n1155741。
193艾米莉·劳哈拉。中国官员指出，冠状病毒反应存在严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赞扬他们。”华盛顿邮报，2020年2月9日，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ese-officials-note-serious-problems-in-coronavirus-response-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keeps-praising-them/2020/02/08/b663dd7c-4834-11ea-91ab- ce439aa5c7c1_story.html.
194“冠状病毒：世卫组织主席与台湾就‘种族主义’言论发生争执”，BBC新闻，2020年4月9日，www.bbc.com/news/world-asia-52230833。
195朱利安·博格。“陷入超级大国斗争：世卫组织应对冠状病毒的内幕故事”，《卫报》，2020年4月18日，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18/caught-in-a-superpower-struggle-the- insidestory-of-the-whos-response-to-coronavirus。
196詹姆斯·格里菲斯。“由于冠状病毒危机，世卫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受到关注。”CNN，2020年2月17日，www.cnn.com/2020/02/14/asia/coronavirus-who-china-intl-hnk/index.html。
197“健康|中国因病毒传播受到攻击”，BBC新闻，2003年4月6日，www.news.bbc.co.uk/2/hi/health/2922993.stm
198迈克尔·柯林斯。“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玩忽职守”，外交关系委员会，2020年2月27日，www.cfr.org/blog/who-and-china-dislication-duty。
199“中国因病毒传播受到攻击”，BBC新闻，2003年4月6日，www.news.bbc.co.uk/2/hi/health/2922993.stm
200《宪法》，世界卫生组织，www.who.int/about/who-we-are/constitution。
201《国际卫生条例》（2005）。
202“关于《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的常见问题”，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8月18日，www.who.int/ihr/about/faq/en/。
203同上。
204《国际卫生条例》（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