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作为自然规律，人的死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然而，李文亮的死，却引起举国悲愤，网络国葬，世界瞩目，留取丹心照汗青！
当天上午，“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李文亮的死超越自然规律，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
李文亮的死因似乎十分清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这是医学上的解释。而全球舆论则普遍认为，他死于被“封口”，是扼杀言论自由的殉葬品。假如他较早提出的武汉疫情预警不被当作“谣言”遭训诫，当局及时采取防控措施，武汉疫情也许就不会失控扩散，导致后来武汉封城，全国闭户，世界恐华，他自己也被感染致死。这就是李文亮去世的政治文化原因。
李文亮去世后，全国网民悲愤情绪的反应，用“山呼海啸”一词来形容并不过分。据“重大网情专报”，2月7日截止到10时的信息量接近6日全天的信息量，网络的关注度仍居高不下。以微博平台为例，仅 TOP50 的微博账户覆盖的粉丝人次即超过10.050 亿，已经成为一个刷屏级事件。连日来，“言论自由”与“李文亮”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为时代的潮流，汹涌澎拜。
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包括新闻、出版、写作、影视，表演、集会等等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它的基本精神是政府允许公民有不同意见的存在，包括对政府的批评。禁止批评，扼杀言论自由，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倡导正能量，反对负能量，必然造成谎言当成真理，大行其道；真相当成谣言，遭到打击；人们噤若寒蝉，国民变为木偶；社会矛盾被假象掩盖，积重难返，导致国家的航船驰向险滩。中国当代史一再证明，禁止批评、扼杀言论自由，将为国家带来灾难。大跃进、三年灾害、五七年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等国难的接连发生，都与禁止批评、扼杀言论自由密切相关。国际上，希特勒帝国崩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也可以从禁止批评、扼杀言论自由中找到根源。
禁止批评、扼杀言论自由必然掩盖真相，传播谎言。17年前，当非典出现北京时，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就是这样。他对媒体记者说：“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他还进一步表示：“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要不是蒋彦永医生将非典真相透露给外媒，引起高层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果断防控措施，后果将难以设想。如今，武汉当局重复同样的错误。当李文亮等8位医生对武汉疫情提出预警时，武汉当局不是及时公开信息，及时采取防控措施，而是首先“依法”对预警者进行“封口”，同时竭力掩盖疫情真相，引导媒体传播谎言：武汉肺炎疫情“可防可控”。最后坐失良机，造成疫情失控，形成全球卫生灾难。
掩盖真相、传播谎言是人类最大的社会病毒。全球舆论普遍认为，武汉疫难的暴发就是掩盖真相、传播谎言、禁止批评、扼杀言论自由导致的人类又一次“人祸”，教训极为深刻。
言论自由是文明世界的基石，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早在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把言论自由作为人权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加以规定。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也把言论自由列为首要的公民权利。其后西方各国都用宪法的形式赋予公民以言论自由。共产党人也是言论自由的追求者。青年马克思特别重视出版自由，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倡导美国总统罗斯福“四大自由”的理念，包括“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它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所以它们用种种卑劣无耻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堵塞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基于这种认识，建政初期，大陆中共政府积极吸收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将言论自由的理念载入了第一部宪法。
但是，不久中共宪法遭到践踏，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彭德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与全国知识分子等等，最后包括全国人民，都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利，中国陷入了灾难的循坏。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特别是互联网科技的进步，人们的言论自由度渐趋宽松。尤其是“胡温”执政时期，新闻监督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成为监督政府、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形势发生了逆转，封号、封群、喝茶、被举报、被解雇、被关押、被判刑的事件，频频发生，几将形成社会常态，言论自由，包括新闻监督进入冰冻期。李文亮事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暴发的。它是全国人民对言论自由权力遭到剥夺而发出的强烈反抗。
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言论自由是现代世界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思想观念基础。截止2月15日世界已有25个国家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这进一步表明全球人类都在一条船上，掩盖真相，扼杀言论自由，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全球化时代，李文亮事件给人们的一个深刻教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多个层面。共同利益是重要目的；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利益”层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西方统称为“普世价值”）。人类任何利益的活动背后都受到思想观念的支配。只有承认并尊重共同的价值观念，才能成为利益共同体，进而建立牢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言论自由，在普世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也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第一道门槛。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经历了100多年艰难曲折的历程。早在西方起步时，慈禧太后醉心于个人专权，坐失立宪机遇，导致在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上葬送了大清帝国；中国第一位共和国总统袁世凯接过了中国现代化的大旗，但他日夜做着皇帝梦而开历史倒车，不久在时代前进的滚滚浪潮中灰飞烟灭；又一次时代的机遇降临到蒋介石身上，但不料遭遇日本侵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迫中断；国共内战结束后，毛泽东执掌大陆政权，追随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离现代化的目标渐行渐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调整船头，重新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当前全国遭遇疫情灾难，波及全球，中国现代化道路面临新的重大考验，也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
现代化的本质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对中国来说，由皇权统治转变为公民社会是必由之路。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艰难曲折，踯躅徘徊，一个主要根源在于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皇权统治的历史，由此形成的皇权文化根深蒂固，造成中国社会只有轮回而没有进步的历史魔圈。禁止批评、扼杀言论自由就是皇权文化“愚民”政策的遗毒。借用时下流行的医学术语，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病毒，有网友命名为“官状病毒”。与感染性、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不同，“官状病毒”是强制性的，通过警官，“把真相当作谣言，把谎言当作真理”，植入公民的大脑，导致心智麻木，成为新的“愚民”。李文亮的《训诫书》就是铁证。
幸运的是，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皇权社会进入了准公民社会，愚民政策从根本上已经失去了滋生土壤。今日中国，包括一般家庭，全球化程度普遍增高。随着全球信息一体化的形成和自媒体的日益发达，社会越来越透明，企图掩盖真相，扼杀言论自由，犹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必然失败。无视这一时代变化，仍然坚持传统的皇权思维，延续“愚民”的文化政策，用警力解决思想问题，强化“封口”，犹如拦洪筑坝，坝越高，风险越大，一旦决口，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将酿成社会政治灾难，自食恶果。时代已经变了！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言论自由的核心是公民对政府的批评。能否接受公民批评，包括新闻监督，是检验一个政府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尺度。传统政府是皇权统治的衙门，皇帝定于一尊，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百姓是奴仆，只能顺从。现代政府颠倒了主仆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与批评。
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比喻为司机与汽车。他指出，我们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颠覆性地扭转了政府应有的组织方式，只简简单单四个字：“我们人民”。是我们人民告诉政府该做什么，而不是政府告诉我们人民该做什么，我们人民是司机，政府是汽车，是我们决定要去哪儿，并决定走那条道，车速开多块。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基本上都是政府告诉老百姓他们的权利有哪些，而我们的《宪法》，是我们人民告诉政府，它可以做，不可以做哪些，这样我们人民才是自由的。他强调，“政府不受限，人民无自由，这一因果关系如此明确，就像物理定律一样简洁可预测。政府雄起，自由阳痿。”
现代政府是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在公民社会，批评对政府意义重大。批评可以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信息透明，避免决策专断或失误，减少腐败，化解矛盾，守护社会长治久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社会批评力量是一种正面的力量，它可以帮助政府和社会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尤其在社会转型、变革的情况下。四川省纪委书记王雁飞表示，“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同样是正能量。”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把批评看作推进政治发展的一种机制。在他看来，中国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在稳步推进。民主中蕴含着各种观点的交锋，蕴含着争论，而争论中就会有批评。从这个角度上说，批评也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机制。最近网上热传一个观点：“古今的历史一再证明：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做国家的敌人。”美国之所以强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允许批评、社会宽容批评，宪法保护批评者。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宽容度越来越高，执政能力现代化的程度稳步提升。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团结一致向前看”。胡耀邦主张“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朱厚泽倡导“三宽理念”：宽容、宽厚、宽松。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朱镕基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习近平也是“新闻监督”的倡导者。他指出，要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全力支持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所有这些思想观点从不同方面丰富与深化了“言论自由”的理念，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令人痛心地是，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言论自由虽然早已写入了中国宪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导致因言得祸的悲剧不断发生。李文亮事件再一次警示人们，言论自由如果没有宪法法律的保障，只是一纸空文，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也将危及国家安全，导致民族灾难，任何人都难以幸免。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感受到“言论自由”对自己生命的重要性。正如网友所言，李文亮是最好的眼科医生，短短几天就治好了亿万人的“眼睛”。贯彻落实宪法精神，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已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灾难使人反思。习近平总书记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其中，最惨痛的教训是：压制言论自由是社会的最大灾难。正如李文亮遗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应当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他强调：“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温总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在2012年3月两会记者会上提出的；时隔9年在全民反思武汉疫情灾难时，其视频重现网络，无疑，这是时代的召唤。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为了避免武汉疫情灾难悲剧的重演，加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一大批学者与网民联名呼吁，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日法定为“言论自由日”。这与习仲勋提出的《保护不同意见法》，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与此相联系，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将互联网由控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工具，转变为反应民意、监督政府、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平台。设立“言论自由日”，反应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球舆论的普遍期待，而且对灾后重建中国政府形象、凝聚民心恢复经济、避免产生连锁危机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人心所向，天命所知。”习近平总书记常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相信经过这次全球疫情灾祸的洗礼，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将得到宪法法律保障。这也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跨过“百年门槛”，进入现代化的新时代。
